一、引言
　　医学需要哲学，是指现代医学在以延长人的寿命和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人的全面健康、和谐与可持续发展为己任的这一特殊实践活动中，需要哲学的态度、理论、思维与方法来弥补、丰富、完善、处理医学活动中因科学技术的单一工具理性之欠缺与不足，重构医学中关于“人”的完整性认识范式，实现医学在观念与实践双重层面的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深度融合的“人学”转向。人类医学诞生于哲学意义上的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人对自己的生命现象、疾病转归、生与死，由于异常的无知而异常神秘，使早期的医学不可避免地蒙上了朴素的“神秘的难题”的哲学性质。正如张志伟在《西方哲学史》的导言中所言：哲学的对象毕竟不同于科学的对象，因而哲学的问题也不同于科学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说，它们不是“问题”而是“难题”。通常一个问题总有答案，并且有相对一致的答案，自然科学问题就类似于这样的问题；但是，还有一类问题并没有统一的答案，哲学问题就是这样的问题。
　　哲学问题都是一些永恒无解、万古常新的“难题”。为什么没有答案?原因在于涉及人类“终极关怀”。他解释道：当人类从自然界中脱颖而出的时候，在人的面前就出现了有限与无限、相对与绝对、暂时与永恒、现实与理想、此岸与彼岸之间的巨大矛盾，哲学问题便油然而生。医学与哲学的分离只是自近代随着自然科学的兴起与发展而产生——生物医学模式。从此，医学问题似乎都可以通过实验数据和临床技术得到解决???然而，当下的医学现实不断提示我们：
　　“疾病谱”变化了。威胁人们健康及生命的主要疾病已不再是传染病等，而是恶性肿瘤、心脑血管等慢性疾病、精神疾病及意外伤亡。这些疾病的产生与蔓延与人们的社会环境、心理状态、生活方式和行为习惯有密切的关系，单纯用生物学观点，单纯依靠生物制剂和手术、药物等，事实证明是劳而无功的。现代医学需要的，很多情况下是自然科学与技术无能为力的!这一现象使人想起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说过的一句话：哲学应该从医学开始，而医学最终应归结于哲学。医学与哲学尽管“貌”离，但“神”无法分离。其道理是：对待人类健康与疾病的医学问题，首先的和归根结底的、指涉的是哲学意义上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医学模式规定着、左右着医学对生命现象的认识范式与技术处理方法。在当下这样一个工具理性称霸医学的状况下更具有非同寻常的人文反思意义。英国近代唯物主义哲学家培根(156l～年)说：“医学不依靠哲学，是靠不住的。”因为，医学经验的可实证性对于理解人之生命的追求超验性的终极存在，以进入心灵的无限时空来讲总是有限的，生命的这种有限与无限事实，决定了经验意义上的医学的必要但不充分性。
　　二、反观医学哲学方法论
　　狭义地讲，医学哲学方法论是指在一定医学模式下具有统领一般医学活动的思维方法的运用。医学模式的历史演进是一个医学哲学思维交替更迭的历史。由于人的生命现象是宇宙中最复杂的物质现象和社会现象，医学在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认识上，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审美上，首先涉及到的是一种用什么观点和方法去认识、对待和处理的问题。
　　因此，“医学模式”在根本上就是哲学认识论与方法论的具体表现。恩格斯说：“历史从哪里开始，思想进程也应当从哪里开始，而思想进程的进一步发展不过是历史过程在抽象的、理论上前后一贯的形式上的反映”[1]。这是逻辑的、历史的原则与要求。从医学史的纵向看，医学大致经历了神灵主义医学模式一自然哲学医学模式(经验医学)一生物医学模式一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这条线就构成了人类对自身健康与疾病奥秘探索与处理在思维方式上的阶段性演进。
　　可以说，在这个历史长河中，“生命”概念的每一次变革，标志着医学模式的一次转变。例如，从医学与哲学“行影不离”的经验医学时期，到像其他科学一样纷纷从哲学的怀抱分离出去的近代机械主义还原论的生物医学时期，再到现代的以辩证系统论为哲学认识论基础的整体医学的回归，不难发现，医学与哲学这种“貌离神合”的事实!这是我们探讨医学问题不忘用哲学眼光审视的依据。这就是为什么说，哲学作为人的根本精神活动形式和它在这种活动中所处的俯视地位决定了它对医学，以及对我们理解医学和实践医学具有的观念层面上的指导或引导、甚至可能误导的致命性作用。从现象看，医学对人的健康与疾病的揭示，经历了从浅人深，从点到面，从面到体，从体到关系，从关系到系统，从系统到生态的过程；对人的揭示经历了一个由“模糊人”到“生物人”再到“完整人”的具有终极意义上的人文关怀回归的绵延曲折，也正好体现了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正反合的一般规律。不仅如此，当历史地关照医学时，会发现医学作为一种人类探索生命的理性活动，其中蕴涵的人文价值意义(哲学意义)远远大于它的技术意义。这些意义主要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
　　医学中的方法论问题；(2)医学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下面分别给予说明。
　　．医学中的方法论问题：我们常说做事的方法很重要，如果方法不对，结论一定靠不住，小到日常琐事大到学术科研，方法论问题常常是首先要斟酌的。什么是方法论?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理论。按其不同层次有哲学方法论、一般科学方法论、具体科学方法论之分。哲学方法论是关于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最根本的方法理论[2l。
　　通俗理解，方法论就是关于思维方式的问题。不同医学模式的演变的区别首先在于思维方式的不同。因为，医学模式企图对健康和疾病的内在机制和相互联系做出直观而简洁的描述，以明确思路。比如，生物医学模式对应的是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论，按其思维特点属于“知性”思维，即把事物过程截断为一个一个的横断面；或把整体分解为一个一个的侧面，由此导致将事物的过程静止化、孤立化、简单化、非过程化和对事物的片面、抽象的理解。在医学实践层面表现为把人体看成是机器零件，把人看成是由生物指标决定的脱离心理、社会因素影响的纯生物人；对疾病的认识是一因一果的线性还原论；医学理论研究是分支林立，学科相互之间井水不犯河水，学科交叉研究成了无人区。怎样看待这段漫长的线性思维方式为主导的历史?黑格尔说：“方法不是别的，正是客观的结构之展示在它自己的纯粹的属性里”，“因为这正是内容本身，正是内容自身所具有的、推动内容前进的辩证法。”[3 3我们应辩证评价，生物医学模式取代自然哲学医学模式本身就是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在“知性”思维方式取代朴素唯物主义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曾经是作为更“科学合理”的思维方式出现的。正是基于这样的思维方法，医学伴随着传统自然科学从伽利略、牛顿到20世纪前半叶的辉煌发展，为后人提供了诸如先进的分子生物学、遗传工程、生物医学工程、人工器官的制造等庞大的科学知识体系和临床技术，这是人类探索人与自然奥秘的不可逾越的必经阶段，甚至在当前乃至将来，这一思维方式将继续推动生物医学的发展；然而，这种思维方式忽视了世间广泛存在的联系和发展的属性，忽视了包括人在内的大自然的简单稳定系统背后的初始条件和约束条件的“复杂性”，限制了人们的视域和思路，只限于把人作为单一静止的物质运动形态去研究。
　　到了20世纪，生物一心理社会医学模式受到关注以后，人们反思的首要问题还是思维方式的变革，辩证唯物主义取代了形而上学的机械唯物主义，辩证思维取代了“知性”思维。即用整体的、系统的、运动的、过程的观点全面把握事物。系统论取代了还原论。于是，系统复杂性、整体综合性问题成为现代医学模式讨论的焦点。尤其在20世纪后半叶，以孤子(soliton)、混沌(chaos)、分形(fractal)为主要特征的“复杂性”科学的诞生，使这种思潮得到推波助澜。如今，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复杂性是物质、生命和人类社会的进化中最显著的特征，成为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都关注的“热门”
　　学科。具体讲，是将疾病与健康的研究以实体为中心转向以系统为中心。即健康与疾病是人体参与的各等级系统中，系统与系统之间、组成系统的要素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人是由系统、器官、组织、细胞、生物大分子等要素组成的系统，本身又作为参与家庭、社会(国家)、生物圈等高一级系统的组成。在人参与的各等级系统中，人这个系统既要受高层次系统的影响，又要受低层次系统的影响。例如，研究表明，环境污染可以致癌、致畸，社会因素可导致高血压和心脏病，这是高层次系统对人的影响。在人这一层次系统中的心理因素必然对人以下层次系统起作用，从而影响人体的健康和疾病。由于患者不能正常从事家庭和社会的各种活动，又给家庭和社会系统带来一定损失。我们把系统论简单描述为：系统的整体功能大于组成这个系统的各要素之和，系统整体表现出来的现象也不再是个体行为的简单叠加，即1+1>2。这样，对人的理解更接近真实与“合情合理”，克服重科学理性轻人文感性的局限。
　　不同的医学模式下的思维方式，实际也是人类对自身的理解方式或审美方式。每～次医学模式的演变都是医学审美理想的重构和超越。只有这样，才能对医学以及对人有一个全面多维的理解。对医学与审美的历史性、思想性的沉思是发展当代医学，完成医学时代使命之必须。正像恩格斯曾指出的那样：“每一时代的理论思维，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在不同的时代具有非常不同的形式，并因而具有非常不同的内容。因此，关于思维的科学，和其他任何科学一样，是一种历史的科学，关于人的思维历史发展的科学。”
　　．医学中的形而上与形而下问题：什么是形而上与形而下?“形而上”指无形的或未成形体的东西；“形而下”指有形的或已成形体的东西。从来源看，出自《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里的“道”和“器”指什么唐李鼎祚《周易集解》引唐朝崔憬言：“秒理之用以扶其体，则是道也”，“体为形之下，谓之为器也”。认为形而上为用、为道，形而下为形质、为体、为器，形而上离不开形而下口j。关于“体”、“用”与“道”、“器”的含义译成现代语言，就是思想、理论、观念等内容属性与实体、外在表现形态等形式属性的关系。内容与形式是不能分离的，有什么样的内容，就有什么样的形式与之对应，即“体用不二”。因此，整理医学中涉及的形而上与形而下(或内容与形式)关系的问题，以便使我们更好地实践现代医学模式的内在要求，具有非常现实的意义，因为观念的东西最终要为实践服务，最终要在实践(形的层面)中体现出来。这个过程就是“体”“用”的互动过程。
　　应该看到，人们对医学形而上的思考和探索有相当成绩。诸如：医学模式的方法论意义，道德伦理层面的医学价值重构，现代医学理论体系的重新整合，甚至用大生态医学思想去描述未来医学的发展，把人与其生存环境的和谐相处作为维护人类健康的有效手段，等等；然而，对怎样在形而下的层面体现形而上的内容的关注明显不够，即怎样从视觉、听觉、触觉等感官可感知的具体现象层面体现医学模式的内在本质的关注明显不够，导致内容与形式脱节，常常是内容有余而形式不足，显得“雷声大雨点小”。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人文精神、人文关怀在医学日常生活中体现的不够。这里且不分析现象背后的原因，单就现象本身足以说明我们的注意力需要扭转，需要从形上与形下的关系角度研究。医学应游离在这两极之间。如果只注重形而上的层面，就容易陷入超验的玄学；反之，仅仅注重具体的、经验操作的层面，则往往容易导向现象主义，同样难以把握医学的总体内涵。从这个意义上讲，医学模式的演进史表现了克服超验的玄学、现象主义和单纯实证论主义，复归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统一的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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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结语
　　探讨医学的形上与形下的属性与表现，从两者的关系出发思考医学的人文维度，摆脱过于工具理性的一面，回归真实的人性，应该说，这是扭转医学人文转向的思维方式起点，是从纯生物的单轨道行走转而游离在生物一心理一社会医学的双轨道的呼唤。
　　参 考 文 献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22．夏征农．辞海．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99．543，2393．列宁．贺麟译．黑格尔(逻辑学)一书摘要．北京：商务印书馆，．2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