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科技举国体制足实施“大科学项目”的必然选择，但保留“小科学项目”生存发展空间；科技举国体制的绩效较高，但存在项目风险；科技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具有相容性，需要引进新的管理方法。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足历史形成的，具有比较优势。
　　关键词：科技举国体制；大科学项目；市场经济；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
　　在中国，举国体制最早出现在体育界？。作为针对专门事务的制度安排，举国体制具有4个特点:（1）在中央和地方政府设置专门事务主管部门；（2）通过选拔，组建承担专门事务的“国家队”；（3）为专门事务提供超量的经费和其他资源；（4）对专门事务进行严格的组织管理。
　　举国体制体现了高度计划性，强调“集中资源办大事”，适于应对重大竞争事务。将举国体制应用于科技领域，就是所渭的科技举国体制。
　　1科技举国体制与“大科学项目”、“小科学项目”的关系
　　这里先回顾“大科学项目”概念的形成过程。20世纪20年代，苏联提出了“规划科学”思想。1945年，美国科学研究发展局主任V·布什在《科学——没有止境的前沿》报告中，强调必须给美国研究工作提供新动力，“这些新动力只有从政府中才能迅速产生。否则学院、大学和研究所的研究经费将不能满足研究的日益增加的公共需要所产生的额外要求”旧1。1962年，美国科学社会学家普赖斯在《小科学、大科学》一书中，通过计量分析提出了“大科学”概念。之后，学界将“大科学”概念用于描述“曼哈顿工程”之类的科技项目，衍生出“大科学项目”概念。
　　1.1 科技举国体制是实施“大科学项目”的必然选择
　　“大科学项目”具有难度大、周期长、需要巨额经费投入和大量科技人员参与。以“嫦娥工程”为例，工程目标是获取月球表面三维影像，分析月球表面有用元素含量和物质类型的分布特点，探测月壤特性和地月空间环境。工程时间跨度10几年，涉及测控通信、运载火箭、仪器仪表、数据管理系统、空间环境等众多学科，工程费用估计数百亿，仅工程一期第一颗卫星的研制，以及地面测控、发射、地面数据接收等基础设施的补充建设经费就达14亿。显然，除了举国之力，任何企业和社会组织都不具备实施“嫦娥工程”的条件。
　　“大科学项目”对推动科技发展和社会进步，对国计民生和国家安全具有重要意义。因此，“大科学项目”属于“国家职责”（national responsibilities）范围，具有公共品性质，政府有责任负责组织“大科学项目”。20世纪60年代，中国成功地组织了“石油会战”。有500多家企业生产了需要的机电产品和设备，200多家科研、设计单位和企业给予了技术支援，包括部长余秋里在内的石油系统4万多人和大批设备、物资集中到大庆，在3年多时间，就开发、建成了大庆油田。“石油会战”的成果让中国“把贫油的帽子甩向太平洋”，是科技举国体制高效率运行的生动范例。
　　由政府主导，通过科技举国体制组织实施“大科学项目”，反映了“大科学”时代科研管理的内在要求，与意识形态无关。实例表明，西方国家组织“大科学项目”时也采用科技举国体制。20世纪60年代，美国实施了为期10年的“阿波罗”登月计划，其间，投入经费250亿美元，参加人员400多万，涉及两万多家工厂、120所大学。正是依托强大的科技举国体制，才有“阿波罗”1 1号的登月舱成功地在月面着陆，航天员阿姆斯特朗完成了人类向月球的最后跨越。在俄罗斯，航天局制定了《2006—2015年俄联邦航天计划》，任务是火星探测、发射新型卫星和对卫星定位系统进行完善；要求在2015年前完成主要任务，国家最少提供3050亿卢布。显然，俄联邦航天计划是一项国家战略，需要科技举国体制支撑。
　　另外，由于研究难度和经费等原因，有的“大科学项目”需要多个国家共同组织实施，形成了一种新的“超举国体制”。如寻找宇宙中反物质的“阿尔法磁谱仪计划”，有10多个国家参加，耗资达千亿美元。又如人类基因组计划，时间长达10余年，耗资近30亿美元，由6个国家、10余个世界著名的测序中心共同参与。“超举国体制”的出现，表明了“举国体制”还不能满足特殊“大科学项目”的需要，同时间接证明了“举国体制”高度计划配置科技资源的合理性。
　　1.2科技举国体制仍留有“小科学项目”生存发展空间
　　理论上讲，科技举国体制与“小科学项目”具有相容性。
   （1）科技举国体制并不是政府拥有的科技资源全部配置在“大科学项目”。在国家层面科技研究中，计划项目与竞争项目同时并存。在科技举国体制中，尽管政府拥有的科技资源重点支持高度计划的“大科学项目”，但也会一般性支持自由竞争的“小科学项目”。由于“小科学项目”位于科技最前沿，充满活力，对探索国家未来的科技发展方向，对解决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具体问题都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支持“小科学项目”是科技发展的需要，也是科技行政管理的内容。自然地，政府在配置科技资源时会充分考虑“小科学项目”的需求。
　　（2）科技举国体制只是社会科技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按所有制划分，科技资源分为政府所有和民间所有。在法制社会，科技举国体制只能计划配置政府所有的科技资源，只能引导民间科技资源的配置方向。通常情况下，民间科技资源的配置动力、配置方向和配置方式呈多元化。如企业可自主决定开发哪一种新产品，大学可根据学科建设实际选择科研主攻方向，公益活动者可按偏好指定科技赞助捐款的用途等。显然，科技举国体制并没有取代其他科技资源配置方式。换言之，科技举国体制重点支持“大科学项目”，其他科技资源配置形式重点支持“小科学项目”，二者互补、相得益彰。
　　（3）科技举国体制重点支持的“大科学项目”可推动“小科学项目”的发展。按赵红洲的观点“当代小科学”作为“大科学”的外围科研机构，能充分利用“大科学”的物质、能量和信息资源。一个“大科学项目”能带动几十个“小科学项目”，使数千名科学家寻找到自己的兴趣专业。如西方著名的“大科学项目”——欧洲同步辐射站，由于有世界上最亮的x一射线源，其能量是医用x一射线的10亿倍，为此，每年吸引许多世界各地的物理学、生物学、材料学、地质学等领域的学者来站工作。
　　从科技发展实践看，科技举国体制支持“大科学项目”与自由竞争的“小科学项目”可以并行不悖。在中国，在研发“两弹一星”的同时，企业的技术革新，地方农科所的培育良种研究照常进行；一方面有科技部支持的“重大专项”，另一方面也有自由申请的自然科学基金一般项目。在美国，在“阿波罗登月计划”实施的同时，硅谷IT企业的研发也在如火如荼地展开。显然，科技举国体制有效地支持了“大科学项目”，但科技举国体制不会、也不可能压制“小科学项目”。
　　2 科技举国体制的绩效与风险
　　科技举国体制是否高效，能否延续？这是理论研究和管理实践都需要解决的问题。对此，需要进行绩效评价和风险分析。
　　2.1科技举国体制的绩效评价奥斯特多姆等将制度业绩评价标准分为4类，即效率、公平、责任及适应性。这里采用奥斯特多姆等的评价标准，对科技举国体制绩效进行简略评价。
　　在效率方面，科技举国体制强凋高度计划、强凋集中资源进行“科技攻关”或“科技会战”，从而有望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在国家资源存量有限的情况下，科技举国体制可提高关键仪器、设备的使用率，可通过组织的协同作用放大资源效能，可避免同类“小科学项目”的重复研究，从而具有规模科研效率。中国的实践表明，正式依靠科技举国体制，中国才能在整体科技、经济条件较差的情况下，取得了“两弹一星”、核潜艇、洲际导弹、人工合成胰岛素等重大科技成果。
　　在公平方面，奥斯特多姆等认为：“谁从服务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该服务的财政负担，且谁获益较多，就要付出较多。这个概念本质上表现出的内容是，公共服务之收益与该服务的成本之间的财政平衡”。科技举围体制支持的“大科学项目”是由政府（社会的代表）支付成本，让全社会受益，属于典型的公共工程。“大科学项目”成果能提供特殊的公共服务。如“两弹一星”的成功为中国国防安全提供了坚实保障，使中国能够从容应对外来的核威胁、核讹诈，提高了民族自信心，增强了民族自豪感。
　　所有中国人都在享受“两弹一星”带来的“特殊公共服务”，即具有国家安全感、民族自信心和民族自豪感，“两弹一星”产生的收益远远大于支付成本。
　　在责任方面，科技举国体制的责任分为两部分，即“大科学项目”的立项论证责任和组织实施责任。
　　与“小科学项目”相比，“大科学项目”立项论证更严格、更充分，组织管理更规范、更精细。以三峡工程为例，从20世纪50年代提出，酝酿、论证了几十年，直到90年代才正式立项。在三峡建设中，从中央政府到具体施工队，层层有专门的管理机构和监督（监理）机构，经费预算和施工进度严格按计划进行，施工质量标准世界一流。可以讲，三峡工程完美体现了对人民负责，对历史负责。
　　在适应性方面，科技举国体制适应性是指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反应。科技举国体制结构复杂、规模庞大，具有很大的运行惯性。对外部环境变化，灵活的小组织管理体制比科技举国体制反应更快。但应指出，对科技举国体制的环境低反应，应当从价值观高度正面解读。即一旦“大科学项目”启动，就会按计划进行；即使外部环境发生变化，也难以阻止。科技举国体制的运行惯性和环境低反应恰恰体现了一种“国家意志”和民族精神。在“两弹一星”研制期间，正是科技举国体制的运行惯性和环境低反应，保证了研制不受外来干扰，才有后来的“两弹一星”辉煌。
　　2.2科技举国体制的风险分析
　　科技举国体制的风险来自于两方面，即制度风险和项目风险。由于国家管理制度经过长期运行实践，重大制度缺陷已被识别、调整，制度风险问题可以搁置。并且，若干科技举国体制支持的“大科学项目”成功案例也证明，搁置制度风险问题是合理的。
　　科技举国体制的主要风险来自项目风险，即“大科学项目”面临的失败风险。1971年，美国实施了“攻克癌症计划”，耗资上百亿美元，最后以项目失败告终。1970年，日本开始研究高清晰模拟电视系统，并最后在与数字电视的竞争中败北。对一个国家而言，“大科学项目”项目的失败影响深远，除了巨额投入无回报的经费损失外，还延误了国家的科技发展进程；降低了未来的创新预期，消减了社会的创新动力。“大科学项目”风险的实质是一种探索风险，如日本研究“第五代计算机”遭受挫折，美国“挑战者号”航天飞机升空爆炸。在科技发展史上，探索失败是常态，探索成功则是非常态。探索失败是推动科技进步必须付出的代价，换言之，期望“大科学项目”零风险是不可能的。
　　科学社会学认为，科学的任务是描述自然、解释自然、预测自然，回答自然“是什么”、“为什么”、“怎么样”，促进知识增长；技术的任务是变革自然、创造自然、利用自然，解决“做什么”、“怎么做”，促进知识的应用。科学研究是根据“已知”去理解“未知”，技术开发是通过“现在”去创造“未来”。从历史和逻辑看，“未知”和“未来”包含许多不确定性，且无法评估这种不确定性。这就意味着，探索风险普遍存在科研项目中，“大科学项目”有风险，“小科学项目”也有风险。科技探索中，过去经历的事件有限，而未来面临的事件无限，过去有限事件与未来无限事件之比，所得概率为零。理论上讲，“大科学项目”和“小科学项目”的失败概率一样。因此，科研项目风险源于科技探索的内在属性，与项目大小无关。
　　科研项目失败使得之前的科技投入成为无效成本。如果将“大科学项目”成本与“小科学项目”成本进行“一对一”比较，显然“大科学项目”的成本大于“小科学项目”。但这种比较不合理，因为全社会同一选题的“小科学项目”不止一个。由于无法确定全社会“小科学项目”数量，也就无法计算“小科学项目”的成本总和；进而不能证明实施举国体制的“大科学项目”成本一定高于分散竞争管理的“小科学项目”成本（总和）。
　　3科技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
　　科技举国体制具有高度计划性，科技举国体制与市场经济是否相容？这一问题在“大科学项目”实践中已经回答，但在理论上尚需解释。
　　3.1科技举国体制可在市场经济中运行
　　市场经济强调市场主体的独立性，主张通过市场交换实现资源的配置。理论上讲，每个国家的经济体都包含计划冈素和市场因素。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美国，航天领域充满了计划性；在计划经济高度发达的朝鲜和古巴，也存在市场交换行为。当陈述某一国家是计划经济或市场经济，主要指在国家经济运行中，哪一种因素起主导作用？主导因素是“计划”的，属于计划经济；主导因素是“市场”的，则属于市场经济。
　　科技举国体制是一种“计划”主导的资源配置方式。在国家经济体中，当科技举国体制配置资源总量小于“市场”配置资源总量时，国家经济体属于市场经济；反之则属于计划经济。社会是一个大系统，科技只是其中一个子系统。因此，任何国家的“大科学项目”耗费资源不可能超过全社会资源的50％。这就意味着，仅仅在科技领域实行举同体制很难改变一个国家的经济体性质。如在美国，尽管在“曼哈顿工程”、“阿波罗登月计划”和“攻克癌症计划”中实行高度计划的科技举国体制，但美国仍是公认的市场经济国家。
　　上述表明，科技举国体制足整个国家经济体制的一个子集，科技领域“局部计划配置资源为主”与国家“整体市场配置资源为主”并不矛盾。
　　3.2科技举国体制内部存在部分市场机制
　　根据科技创新程度，“大科学项目”的工作结构由若干同心圈层组成（见图1），中心的工作创新程度最高，从中心向外，工作创新程度逐渐递减。到最外层，就属于没有创新的后勤保障工作。相应地，从中心向外，工作的计划性逐渐降低，市场冈素逐渐加强。到最外层，计划性极弱，工作性质与一般民众的日常生活趋同，完全按市场机制运行。这表明，虽然科技举国体制具有高度计划性，但科技举国体制内部不可能完全排除市场机制。即使在几乎军事化管理的西北原子弹研究基地，负责后勤供应的食堂工作人员还得去市场采购生活用品。
　　另外，在市场经济国家，科技举国体制运行需要配套部分市场机制。按系统论观点，“大科学项目”
　　可分为若干系统，每个系统可分为若干子系统，子系统还可再分。在“大科学项目”中，需要涉及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组织之间的合作。如研究所与企业合作，高校与军队合作、施工队与村委会合作等。
　　在这些不同利益主体的合作中，项目工作是合作的联系纽带，经济利益传递是联系纽带牢固的保证。
　　在法制社会和市场经济背景下，这种经济利益传递可以通过市场交换来实现。如在“神六”研制过程中，仪表、陀螺仪、原材料、低压电器等零配件就是采购于民营企业。
　　3.3 科技举国体制能采用一些市场手段
　　计划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两种形式。科技举国体制强调计划，但也与市场兼容。在"大科学项目"实施中，可采用市场手段完成部分工作。从实践看，市场手段主要是任务外包和筹集资金。
　　以三峡工程为例，在建设方案设计、论证和决策阶段，由政府主导，强凋计划性。但在筹集资金和项目施工阶段，则采用了一些市场手段。1993—2003年，三峡工程建设共签订各类合同6187个，合同金额431亿元，其中招标金额336亿元。根据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的表述，这些项目都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面向国内外招标。2003年三峡工程开发总公司还通过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面向社会发行了30亿元的公司债券（债券代码120303）。项目招标保证了三峡工程建设有一流的施工队伍，合理控制了建设成本；发行企业债券减缓了中央财政压力，同时让众多投资者分享国家项目收益。
　　在西方国家，“大科学项目”采用市场手段更是一种普遍现象。在美国军事“大科学项目”中，通常是政府制定项目目标，提供资金，然后将任务（研发或生产）分解，招标寻求任务执行者（大学、研究所或企业），最后由政府负责组织验收。政府与任务执行者是一种基于市场交换的契约关系，即政府向任务执行者支付费用，任务执行者向政府提供特殊产品和服务。
　　在市场经济中，“大科学项目”运行更灵活，选择路径更多，配置资源总量更大。随着市场手段不断应用于“大科学项目”，将会吸引更多的市场主体参与“大科学项目”，降低政府的项目实施成本。
　　4科技举国体制的运行
　　中国实施科技举国体制具备政治和制度优势，有过多次的成功实践，积累了丰富经验。在当代，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向了市场经济体系，国际上也出现一些新的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
　　这些都需要予以关注，以此“坚持、完善和创新举国体制，发挥政府主导作用，在国家层面建立多部门协作机制和合作大平台，形成部门、地方、全社会参与的格局”p-。
　　4.1 科技举国体制应配套科学、严格的管理方法
　　在科技举国体制中，“大科学项目”可采用3种管理方法。
　　（1）系统工程方法。即将“大科学项目”作为一个系统，确定系统所需的科技人员、物资、经费、科研装备、相关信息和系统目标；用数学模型和逻辑模型来描述系统，通过模拟反映系统的运行，求得系统的最优组合方案和最优运行方案。系统工程方法强调“大科学项目”是一个整体，强凋应从组成、结构、功能，发展变化和外部环境等方面对“大科学项目”进行分析评价，再到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2）模块化方法。即按设计规则将“大科学项目”进行模块化分解，模块化的核心是从相对小的、可以独立进行功能没计的系统组建一个复杂产品或流程，不同模块的研发相对独立，其信息处理过程被包含在模块内部，通过标准界面与其他模块相互连接161，并遵循集成规则完成技术集成。同样，应用模块化方法，可将“大科学项目”管理分解为战略管理模块、技术管理模块、预算和投资收益管理模块、资源管理模块、风险管理模块？。模块化方法明晰了管理重点和管理责任，使“模块外包”成为可能。
　　（3）项目管理方法。项目管理形成于20世纪30年代，当时的美国军方开始使用甘特（Gantt）图来计划和控制军事工程与建设项目；50年代，项目管理进入了以关键路径法。计划评审技术等为代表的网络计划技术推广发展阶段；70年代后，项目管理进入了成熟和完善阶段。在项目管理中，管理程序分为起始程序块、计划程序块、控制程序块、执行程序块、结束程序块；管理内容分为范围管理、时间管理、成本管理、质量管理、人力资源管理、沟通管理、采购管理、风险管理和综合管理？。项日管理可实现科研经费、科研仪器和科技人员的最佳组合，并发挥最大效能。
　　4.2科技举国体制内部应采用更多的市场手段
　　在科技举国体制中，“大科学项目”有很强的计划性，如依靠中央财政、由政府确定项目目标，主导项目实施过程等。但“大科学项目”可与市场兼容，能通过市场手段完成高层次的“计划”任务。
　　在确保“大科学项目”的目标、进度和成果使用的前提下，可引入市场机制，鼓励、引导金融资金和社会资金参与、支持“大科学项目”，以减缓政府的财政压力；应鼓励、引导企业、大学、研究院所参与“大科学项目”，以降低项日技术风险，加快项目进程，让科技队伍在参与世界水平研发中受到锻炼、提高创新能力。另外，可将模块化方法与市场手段相结合，实行任务模块外包，并通过市场招标在国内乃至国际上选择高水平的承包者。“模块外包”蕴含一种“只求所有，不求所做”的管理理念，即国家“大科学项目”管理应关注项目能否达到预期目标，项目成果是否“为我所有”和“为我所用”；至于谁来参与项目并不重要。“模块外包”可充分利用国内外科技资源，降低项目的组织成本。
　　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大科学项目”的“模块外包”应以国内为主，国外为辅。由于“大科学项目”涉及中国的国防安全、科技安全和经济安全，因此应立足国内，自主从事核心技术研发，避免当年研制原子弹遇到“撕毁合同、撤走专家”的“卡脖子”再度出现，以及与外国公司合作制造大飞机被“忽悠”的类似尴尬再次发生。
　　4.3 科技举国体制应鼓励开放与合作
　　“大科学项目”的实践和理论表明，科技举国体制可以在开放、合作状态下运行。在计划经济中，政府可以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无偿调配和征用，科技举国体制的开放、合作建立在行政管理基础上，即根据“大科学项目”实施需要，并经行政指令完成开放、合作过程。
　　在市场经济中，由于社会利益主体的多元化，政府不可能对所有社会资源进行无偿调配和征用。显然，科技举国体制的开放、合作只能建立在“平等交换”的市场基础上。这就意味着，科技举国体制与外部市场体制之间存在着“亦此亦彼”的过渡区间。在过渡区间，“计划”表现为“大科学项目”实施的行政管理，“市场”表现为“大科学项目”的资源投入和收益分配。
　　在科技举国体制中，根据“大科学项目”的性质不同，开放、合作区间也不同。属于军事领域的“大科学项目”，开放、合作区间较小；属于民用领域的“大科学项目”，开放、合作区间较大。但是，即使是军事领域的“大科学项目”，也可能存在扩大开放、合作区间。军事技术是一种特殊的技术系统，内部由若干单元技术构成。作为军事技术系统，无疑关系到国防安全，需要严格保密、防止外泄；但作为单元技术，就不一定需要保密。可用模块化方法，将军事技术系统研发任务分解为若干技术模块，通过开放、合作外包出去，然后在技术集成阶段再进行保密。这样，既顾及国防安全，又扩大项目开放、合作区间。至于民用领域的“大科学项目”，则更应扩大开放、合作区问和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
　　5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
　　与其他国家比较，中国的科技举国体制发育最完善、运行效率最高、收益最大，而这些得益于中国的政治优势，具有明显的“中国特色”。
　　5.1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的历史背景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是历史形成的，有3方面背景。
　　（1）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管理风格。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革命战争中形成了“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管理风格。强调在整体对比处于劣势的情况下，通过集中力量形成自己的局部优势，以取得战役胜利。这种战略管理风格在解放战争和抗美援朝大兵团作战中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取得了辉煌成就。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战略管理风格延伸到科技领域，就演变为“集中资源办大事”的管理体制。
　　（2）社会主义理论对“计划”的高度关注。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中国以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社会建设。而在传统社会主义理论中，强调对各项社会建设进行有计划、有组织的管理。自然地，在科技领域也要强调计划性和组织性。于是，1956年成立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国家技术委员会；1958年，又将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和国家技术委员会合并为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与此同时，各省、市、自治区也成立相应的政府科技管理部门。在完成政府的管理组织架构后，政府对科技发展实行计划管理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至于“大科学项目”，自然应由中央政府负责组织管理。
　　（3）中国的国情。新中国建立之初，国际局势严峻。抗美援朝战争中，美国对中国进行了核威胁，这对鸦片战争以来饱受外来侵略的中华民族是一个超强刺激。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中国也要搞原子弹“‘。
　　但当时中国的工业化建设才刚刚起步，基础薄弱，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大量资源只能倾其国力。所以，采用科技举国体制也是当时不得已的选择。继原子弹之后，中国又沿用科技举国体制，造出了氢弹、发射了卫星，完成了三峡工程，科技举国体制经受了实践检验，也得到政府和社会主流的肯定。
　　5.2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的优势
　　优势在中国的政治架构中，科技举国体制具有高集中度、高效率和无形资源多的比较优势。中国的一元化政治管理能保证中央政府决策顺畅贯彻到地方和各个部门。在长期的政治教育和行政实践中，各地方、各部门形成了”全国一盘棋“、”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的管理意识。一旦中央政府启动”大科学项目“，各地方、各部门就能按行政指令集中所需资源，无条件服从配置。与发达国家比较，中国的资源配置能力最强。
　　中国是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重大决策通常先由执政党提出，然后行政部门负责实施。自然地，中央政府实施的”大科学项目“就渗透了政治意涵。
　　对地方和部门而言，贯彻、落实”大科学项目“，既是一项常规的行政工作，也是一项严肃的政治任务。
　　因此，无论是从”抓工作“的岗位要求，还是”讲政治“的党性高度，地方和部门的决策者都会积极执行中央指示，认真、迅速地完成上级布置的任务。显然，这种特殊的决策执行机制保证了科技举国体制的高效率。
　　中国具有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这种政治动员能力与中国民众深层次的民族情感汇合就会产生”聚变“，释放出巨大的精神力量。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外来欺凌和侵略，每一个中国人内心深处都怀有渴望国家富强和民族复兴的真挚民族情感。
　　中国实施”大科学项目“，目的是为了国家富强和民族发展，这与当年的”洋务运动“和”实业救国“具有历史传承关系。今天，中央政府实施”大科学项目“无疑具有广泛而厚实的社会基础。在”大科学项目“实施中，科技人员除了敬业精神外，还多了一种崇高的历史责任感。这就使得中国科技人员在”大科学项目“中的行为表现整体优于其他国家，具有令人动容的”天使“特征。在中国，科技举国体制可获得巨量的无形资源，这方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比拟。
　　5.3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的推行范围
　　一个国家的科技资源总量有限，某些领域集中、过多地配置资源必然会造成其他领域的资源配置不足；同时，在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不可能控制所有的科技资源。这就决定了科技举国体制配置的科技资源只是全社会科技资源的一部分，换言之，科技举国体制只能在有限范围推行。
　　在中国，科技举国体制的调控对象只能是”大科学项目“，而”大科学项目“的选择应重点考察”项目价值“、”项目数量“和”项目周期“3个因素。
　　“大科学项目“应属于”国家职责”范围，能对整个国家的公共利益、经济发展、国防安全、民族声望、国际地位等，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以”两弹一星“为例，”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现在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了一个民族的能力、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因此，应根据国际科技、经济、国防等的发展态势，结合中国实力，从中华民族”努力为人类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的历史高度，选择综合价值最高的”大科学项目“。
　　由于”大科学项目“需要大量资源投入，为避免挤压其他领域的发展空间，”大科学项目“安排应以时间”串联“方式逐项进行，即在同一时期只安排一个项目，上一个项目完成后才考虑安排下一个项目。
　　同时，”大科学项目“的实施周期应在5—10年为宜。实施周期超过10年则不确定因素增多，难以预测未来的项目进展；实施周期低于5年则面临诸多研发风险和项目管理困难，无法保证项目如期完成。
　　5.4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与”大科学项目“
　　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是应对大科学时代科技竞争的有效制度安排。在过去极为艰难的情况下，正是依靠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中国才能在核能利用和航空航天取得了重大成就，成为世界核大国和航空航天大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中国的综合国力极大提高，实施”大科学项目“的条件更完备。在21世纪，中国特色科技举国体制可以也应当发挥更大作用，支撑新的”大科学项目“，展现中华民族的创新能力，展现中国的兴旺发达。
　　在《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中，确定了10个重点领域、16个重大专项和8个前沿技术。其中，16个重大专项是核心电子器件、高端通用芯片及基础软件，极大规模集成电路制造技术及成套工艺，新一代宽带无线移动通信，高档数控机床与基础制造技术，大型油气田及煤层气开发，大型先进压水堆及高温气冷堆核电站，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新药创制，艾滋病和病毒性肝炎等重大传染病防治，大型飞机，高分辨率对地观测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等。
　　可考虑对16个重大专项逐一进行评估，从中选出2—3个重大专项并重新论证规划；凝练开发目标、提高技术标准、加大投入预算，使之成为未来10年的中国”大科学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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