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大创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竞争的平等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促进并将实现竞争与平等的有机统一，标志着市场经济发展新阶段的到来。
　　［论文关键词］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竞争与平等；新阶段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目标选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和重大创新，是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认识的深化，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学术界有关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必然性的解读通常有“根本任务说”、“初级阶段说”和“手段说”等。“根本任务说”强调，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初级阶段说”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必然性源于自身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情；“手段说”
　　指出，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都是手段，并非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些认识无疑有利于深刻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内在逻辑。但是，我们的认识仍然有待深化。因为肯定市场经济相对于传统的计划经济更有利于促进生产力的发展，就应该进一步认同竞争的客观性；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时空性局限于“初级阶段”难以充分体现不同社会制度下市场竞争的本质区别； 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诚然都是手段， 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存在本质区别， 这说明市场经济及其内在体现的竞争都是动态发展的，这种动态发展是与我们深化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社会主义发展规律有关，等等。因此，我们需要进一步揭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逻辑基础，深化对市场竞争本质的认识。
　　

一、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与理论渊源

　　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局限主要体现为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其重要特点是，在生产资料所有制上实行单一的国家所有制以及准国家所有制。国家所有制是传统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主要形式，且其所占的比重不断提高；集体所有制是从私有制到国有制的一种过渡形式，生产经营活动为国家严格控制，实质上是国有制的附属形式或准国有制。以此为基础，实行高度集中统一的国家垄断生产经营，即从微观到宏观的一切决策都由国家统一确定，人财物与产供销完全由国家统一安排， 对外经济贸易亦实行绝对的国家控制。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但又产生了国家的高度垄断性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 与现实生产力发展的不平衡性、供求的动态变化、经济结构的日益复杂化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等相背离，从而导致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严重曲折。
　　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滥觞于前苏联，但理论渊源于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明确否定社会主义可以运用商品经济。恩格斯指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再清楚不过地证明，……商品生产达到一定的发展程度，就转变为资本主义的生产，……即使我们排除任何掠夺、任何暴力行为和任何欺骗的可能性，即使假定一切私有财产起初都基于占有者自己的劳动，而且在往后的全部进程中，都只是相等的价值和相等的价值相交换，那么，在生产和交换的进一步发展中也必然要产生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出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被一个人数很少的阶级所垄断，而另一个构成人口绝大多数的阶级被降低到没有财产的无产者的地位，出现狂热生产和商业危机的周期交替， 出现整个现在的生产无政府状态。”［1］（P506）马克思显然认为，尽管商品生产的最初阶段，劳动与占有权是一致的，在此基础上所进行的商品交换也是劳动与劳动之间的平等交换，但商品经济的优胜劣汰机制，将逐步使劳动能力强的人拥有更多的占有权，而劳动能力弱的人则减少甚至丧失占有权。倘若前者把自己的占有权分解为生产资料占有权与消费资料占有权，并且使后一种占有权与雇佣劳动结合起来，阶级剥削由此产生。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在《哥达纲领批判》、《共产主义纲领》等著作中，描述了未来理想社会的基本特征，如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生产资料为社会所有，由自由劳动者组成的联合体按照计划方式进行生产，消灭了商品与货币，工农、城乡与脑体之间的差别不复存在，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等。
　　需要指出的是，马克思曾强调，尽管用劳动同一尺度这种平等的权利分配消费资料，对于不同劳动能力的劳动者来说，仍然是不平等的。但由于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水平的制约，权利的不平等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还难以避免，需要实行按劳分配。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脑体劳动的对立消失之后，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和物质财富的充分涌流， 才能最终达到各尽所能、按需分配。［1］（P304-305）但这里所说的在共产主义第一阶段实行的“按劳分配”有着特定的含义，其一，“按劳分配”是在没有商品与货币的条件下实行的。其二，“按劳分配”中的“劳”是“劳动时间”。其三，“按劳分配”所体现的“平等的权利按照原则仍然是资产阶级的权利”。由于不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杜绝了劳动能力强者通过货币积累将剩余消费资料转化为生产资料，再通过与劳动力商品交换，去实现剥削其他劳动者的可能性，同时，用“劳动时间”而非“劳动成果”来衡量人们的劳动，极大地淡化了劳动者之间劳动能力的差别而导致的消费资料占有的不同。［2］诚然， 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新是不容否认的。它建立了先进的社会制度基础；高度集中的国家体制有利于社会转型的协调、稳定、有       序和持续推进，历史成就客观存在；现实社会主义的历史起点与马克思、恩格斯描述的未来理想社会的建设基础有着较大的差距，因而决不能把前人的思想教条化；对于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也难免会有一个曲折的探索过程。但反思高度集中的传统社会主义体制的困境，由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发展的矛盾尖锐性，确实存在对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简单化与偏执或历史的局限。随着新科技革命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改革，社会矛盾在一定程度上得到缓和， 资本主义发展也出现了新的特点。国有制固然避免了人们在物质生产资料占有上的不平等， 计划经济也消除了资本主义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但却产生了国家的高度垄断性与社会化生产的矛盾。由于事实上工农、城乡特别是脑体之间差别的存在，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体制在平等的片面化追求中，在按劳分配实质上是按劳动时间平均分配中， 导致竞争的缺失而没有了活力；尤其是随着社会的科技化和脑力劳动的日益重要，愈加彰显出人的劳动能力与生产资料中精神生产资料的作用，简单化的物质生产资料国有制的局限更为突出，这说明借助物质生产资料的国有制谋求形式上的平等将更加困难。如何与时俱进地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的积极扬弃实现人类社会的平等与和谐发展， 走出传统社会主义的困境，考验着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智慧与信念。
　　

二、人类社会的历史是竞争的平等

　　毋庸置疑，传统社会主义的困境实质上反映出人类社会竞争与平等的“二律背反”。这就需要我们深认识竞争与平等的关系，特别是深刻认识竞争的本质及其意义。
　　人的本质在于社会性，而社会性即是人类的竞争与合作性。我们知道，生命的存在有赖于其需要的满足。但人类与其它生命形式不同，人有自觉能动性，并且是社会性动物，社会是人类特有的生存方式。人的需要的发展、生产与实现都源于社会。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是通过其“自由自觉的活动”，［3］（P96）并借助社会关系得到实现的。因为人类“求得满足的方式，把他们联系起来（两性关系、交换、分工），所以他们必然要发生相互关系”。［4］（P514）所谓人的需要借助社会方式实现，是指社会分工与合作产生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分工“只是从物质劳动和精神劳动分离的时候起才开始成为真实的分工”，“分工不仅使物质活动和精神活动、享受和劳动、生活和消费由不同的人来分担这种情况成为可能，而且成为现实”。［5］（P83）这样，“随着分工的发展也就产生了个人利益或单个家庭的利益与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之间的矛盾”，“而且这种共同利益不是仅仅作为一种普通的东西存在于观念之中，而首先是作为彼此有了分工的个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存在于现实之中”。［5］（P84）因此，“所谓利益，就是一定的客观需要对象在满足主体需要时，在需要主体之间进行分配时所形成的一定性质的社会关系的形式”。［6］（P74）因此，社会分工所产生的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关系是一种竞争与合作的关系。竞争的产生，源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又必然是相对有限的。故而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任何阶段，都必然存在竞争。但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利益关系，又具有共生性。在马克思的分工理论中，既指出了分工与所有制的直接联系，如“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同时也就是所有制的各种不同形式”，［5］（P68）也充分肯定了分工对生产力和世界历史发展的促进作用。他认为，“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发展的水平，最明显地表现在该民族分工的发展程度上。任何新的生产力，只要它不仅仅是现有生产力的量的扩大（例如开垦新的土地），都会引起分工的进一步发展。”［5］（P68）正是由于分工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就增进了所有互相交往的人们的共同利益。
　　尽管竞争与合作是统一的，但竞争更具有根本的意义，应高度重视竞争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在阶级社会，阶级是利益的分化与对立，阶级斗争本质是利益的冲突，也可以说，阶级斗争是竞争的最高表现。竞争具有两重性，即优胜劣汰与促劣变优。但它更迫使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的能力，弥平相互间劳动能力的差距，是人类激励的最有效形式。一方面，“人类发展实质上是人的生命活动特性的发展，即以智力进步为标志的生存能力的发展，也即劳动能力的发展”。［7］特别是社会生产中精神或知识生产资料日益重要时，由于人的劳动能力的作用愈益突出，更加显而易见。人类占有物质生产资料和精神生产资料的途径与作用是不一样的。前者可以作为遗产血缘性继承，后者因其特殊的“共享性”只能在竞争的激励中通过人的实践获得， 反映出人的劳动能力的差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他们是“在劳动发展史中找到了理解全部社会史的锁钥”。［8］（P258）另一方面，由于人的社会性，人类发展又表现为智力化与社会化的不断相互作用，“它既推动着人类个体意识能力得到越来越全面的开发， 又促使着人类整体社会关系进入越来越密切的联合”。［7］事实上，正是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劳动能力及其地位作用决定了劳动者所生产的劳动产品的交换、分配和消费或人们之间的利益关系，或者是生产关系决定所有制，而不是相反。传统对于生产关系的认识片面强调物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作用，仅仅看到生产资料的物质性的一面，忽略其中更本质的生产资料的精神性方面， 忽视人们在生产中的地位和作用，这是因果颠倒。物质生产资料不过是人的劳动能力和精神生产资料的对象化，具有决定作用的是人的劳动能力，是人的劳动能力决定了人们在劳动过程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从而决定了对劳动成果的占有状况。因此，伴随分工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而产生的不同形式的所有制， 必然也会反映人类驾驭或协调自身社会内部矛盾能力的逐步提高， 或人与人之间平等和谐社会关系的不断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人们之间竞争与合作所促进的人类社会关系的平等化一般经历了三个发展阶段，即人对人的依赖阶段，以物质依赖为中介的人的独立个性阶段和人的自由发展阶段。［9］（P104）竞争与平等是统一的，也是相对的，二者共存于人类社会系统的演进过程中，竞争与平等的内涵及其实现都是不断发展的。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10］（P117）竞争意味着平等，竞争所产生的效率为实现社会平等提供越来越充分的物质条件，促进了权利平等和机会平等的发展； 竞争激励劳动者不断提高自身的劳动能力，有利于能力平等的逐步实现；更重要的是，由于人的需要的“无限性和广泛性”，而满足人的需要的条件又是相对有限的，竞争体现出社会分配人的需要的公正性。平等是真正的竞争，人类文明的存在和发展需要平等的竞争，否则，竞争将失去其价值目标；竞争应该不断促进人类整体在生存、发展和自由程度等各层次的平等，不断促进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竞争的平等史， 即在竞争中产生效率（物质文明的高度发展）、促进平等（权利和机会平等、特别是人自身的生存和发展能力平等的发展），并最终在平等中实现和谐（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和生态文明的良好发展）的历史。大体说来，采业社会的竞争主要是男女体力劳动间的平等竞争，农业社会的竞争主要是（精神生产和政治管理中的）脑力劳动与（物质生产中）体力劳动间的不平等竞争，工业社会的竞争主要是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间的不平等竞争， 科业社会的竞争主要是脑力劳动与脑力劳动间的平等竞争。［11］（P49-51）
　　

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经济发展的新阶段

　　特定历史条件下产生的片面追求平等而忽视竞争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 随着当代人类社会实践的迅速发展而日益显现出其局限性， 迫使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地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把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推向一个新的境界，促进社会主义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时期。实现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深刻变化的即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
　　马克思强调，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是人类社会系统发展进步的根本尺度，这是社会主义取代资本主义的根本原因和价值准则。他还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所解决的仅仅是以物的依赖性为中介的人的独立个性的发展，每一个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是在共产主义高级阶段才出现的情况；届时，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物质财富将充分涌流，社会这才拥有足够的条件，为人们的普遍自由发展提供可能。换句话说，在共产主义的最初时期，由于物质条件的限制，人们所赢得的发展条件还只能取决于他们的劳动，因而，他们的能力还只能处在参差不齐的水平上。因此，马克思认为，先有物质财富的高度增长，才能带来人们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马克思由此设想通过实行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就能解决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问题，也就能够相应地解决人们劳动能力的全面发展问题。但是，这个设想在实践中并没有得到证实。［12］追根溯源，无疑在于对竞争与平等关系认识的片面性，忽视了竞争和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
　　着重于从物质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实现资本主义社会关系根本改变与生产力发展的局限在于，公有制的进步实质上解决的是人们在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这仅仅是无产阶级解放外部条件的改变。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还包括能力的平等，只有实现了能力的平等，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才会真正实现，能力平等相对权利和机会平等是一个更为漫长的发展过程。无产阶级自己解放自己，从根本上讲，最终在于自身能力的增长，即不再属于体力劳动者，能够成为可以胜任于任何劳动岗位的脑力劳动者。因为在生产关系中起决定作用的是人们在劳动中的不同地位和作用，即人的劳动能力；生产资料所有制从属于人的劳动能力，或者只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外化、对象化。竞争是实现社会主义从权利和机会平等到能力平等，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和社会和谐的根本手段。因此，应该承认脑力和体力劳动者的能力强弱及其在利益分配中的差别，通过竞争激励促进生产力和社会关系的发展，突破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脑力劳动认识的局限。
　　马克思虽然把科学视为生产力，但并没有从脑力劳动的存在与发展方面去解释科学进步，而是把脑力劳动者视为不劳而获的剥削阶级。［13］（P3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完成了对这一问题认识的突破。邓小平指出：“不论脑力劳动，体力劳动，都是劳动。从事脑力劳动的人也是劳动者。将来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更分不开来。”［14］（P41）而且，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而更加重视脑力劳动的作用。江泽民强调脑力劳动者的重要作用，“知识分子作为工人阶级队伍中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一部分，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承担着重大的社会责任。……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15］承认知识分子是劳动者，属于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已经是社会主义政治的一大变化；而把知识分子作为“第一生产力”的代表，无疑更是一大理论突破。
　　承认脑体劳动的差别， 促进体力劳动向脑力劳动的转变，充分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必然要求肯定竞争、肯定市场经济。市场经济固然存在马克思所指出的优胜劣汰的特点，但也同时具有促劣变优的作用，使劳动者的能力趋于同等。资本主义的竞争是阶级社会不平等竞争的最后形式。社会主义的进步性并不是简单地否定竞争，而是要实现平等竞争。现代市场经济与马克思所处的时代相比也具有了许多新的特点， 特别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实现了人的权利和机会平等，即体现为政治制度的平等和公平竞争以及确保公平竞争起点的社会保障，促进了竞争的平等性，能够有效避免或控制其局限。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先进性就在于能够通过对人类文明的积极扬弃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并把共同富裕作为根本价值，而实现生产力发展和共同富裕的根本手段即是市场经济。市场经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共同成果， 决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本主义的根本区别。
　　市场经济改革标志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华民族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业、科业文明转型的社会主义道路认识的深化，从根本上说明了中国社会主义真正完成了对资本主义的扬弃，实质上是深化了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认识，也深化了对实现人的自由和全面发展以及人类平等和谐关系根本途径的认识，深化了对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即人的劳动能力的平等是人类和谐的基础和前提，而提高人的劳动能力的根本途径只能是竞争。人类社会的历史是人的劳动能力及其关系的发展史， 是竞争的平等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的重大理论创新，把社会主义事业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中国社会主义全面完成对资本主义文明的积极扬弃， 获得了抓住时代机遇，实现民族复兴和促进人类文明发展的不竭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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