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本文首先对以学术精品的评定为突出和集中之表现的诸多学术评价的误区进行了全面的陈述，并且逐步地在逻辑的层面对之进行了必要的分析与批驳。随后，作者又就究竟该如何评定学术精品（实际上就是究竟该如何进行学术评价） 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认为：除了在今天不再具有多大的可行性的传统的伯乐相马的方法以外，最为科学的方法，乃是由学术的乃至更为宽广的社会的实践进行评定或者评价，那种在今天非常流行的由某一学术会议机构超前作出评定或者评价的方法，是不科学的，因而是不可推行了总之。在学术评价的领域,“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一命题，依然是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
　　论文关键词：学术　评价　实践
　　事实上，本文所要讨论的问题，只是近年来作者所特别关心的有关学术管理这一更为宽广的课题中的一个较为紧迫的方面，即究竟该如何评价学术成果的优与劣。由于精品不过是优秀成果中的更为优秀的而已，并同时也由于精品一词在现今非常流行，非常显眼，因此，本文将从有关学术精品的问题展开讨论，目的是希望能够唤起较大的关注。当然，这样做还有另外一个十分现实并且也十分重要的原因：鉴于相当长时间以来，大量的所谓学术成果的学术含量相当有限，有些简直近乎学术泡沫，为使这一令人沮丧的局面有所扭转，许多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纷纷一改过去的重量不重质的管理思路，致力于采取重奖精品的方法激励学术工作者们努力生产出真正具有学术价值的学术成果；其动机与目的之可喜自不待言。
　　但是，由于在究竟该如何判定一部或一篇学术成果是否可以被视为精品这一关键问题上存在许多误区，换句话说，由于用以判定什么是精品的标准并不十分科学，因此所奖者往往并非该奖者，而未奖者常常反是该奖者；其结果，不但进一步助长了原本就相当浮躁不实的学术风气，而且更糟糕的是，还严重挫伤了那些真正脚踏实地、埋头苦干的学术工作者们的积极性，真可谓救经引足，一举两失。
　　就本文作者粗略的调查所及而言，目前，许多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用于判定某一学术成果是否可以被视为精品的标准或方法，大致有以下几种。
　　首先就论文而言，基本上是看其所发表的报刊是否属于高级别的或最高级别的。其次，就著作而言，则一方面是看其所由出版的出版社是否是高级别的或最高级别的，另一方面则按照成果的存在形态来进行鉴别，例如，自成体系的理论性的论著就极有可能被列入精品的行列，其他如教材、注释、译著、普及读物以及工具书等，则基本上剥夺了厕入精品行列的资格。第三，许多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还倾向于把某一专题研究是否属于官方立项的课题用作判定的标准：属于国家级的并且特别是所谓集体攻关的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最有可能被视为精品，至于省级、地市级以及单位的立项课题的研究成果，其被视为精品的可能性则要小得多，并且还会逐级地递减下去，至于纯属个人的课题研究，其进入精品行列的可能性则几乎接近于零。再者，最为奇怪的是，少数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居然认为，成果的表述方式也应该成为判定其优劣的一个重要标准。依照这种看法只有以现代严格规范化的论文或者论著的形式所表述出来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是精品，至于将成果表述为例如随笔的形式，大体上则无缘厕于精品的行列。此外，在某些特别注重对社会现实问题研究的学术单位，学术成果的获得是否建立在对社会现实深入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也被视为该成果是否可以被列入精品的重要标准。最后绝大多数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对成果的获奖情况也十分看重。这样，某一成果是否获奖，常常就成为该成果是否可以被视为精品的重要依据；同时，和上面所说的一样，获奖级别及名次越高，成果被视为精品的可能性就越大，反之就越小，至于没获任何奖项的成果，一般说来，其被视为精品的可能性也几乎接近于零。
　　如果说上述评价标准或方法并非完全没有道理的话，那么在我看来，至少它们不能被认为是真正科学的，因为它们差不多都是形式的或外在的。
　　众所周知，目前我国学术报刊（其他报刊也一样的学术级别，基本上是由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来确定的，理由是，报刊的学术水准与主办单位的行政级别是统一的。由此，我国的学术报刊才不但从行政上而且也从学术上被划分为所谓国家级、部省级以及地市级等。必须承认，一般来说，学术报刊的学术水准与其行政级别是统一的，因为，通常较高行政级别的报刊总是拥有较高的学术实力，因此，例如，国家级学术报刊发表的学术成果就其质量而言，通常的确比部省级报刊所发表的成果要高，余可类推。但是，由于学术水准与行政级别毕竟是很不相同的两回事，因此，把这两者完全等同起来，显然不但很不科学，而且也与实际的情况不相符合。例如，正象人们常常看到的那样不少行政上属于较低级别的学术报刊，不论就其整体的编辑水平还是就其所发表的学术成果的水平而言，与一些行政上属于较高级别的学术报刊相比，有时并不相上下，甚至还要远出其上（由于事涉报刊的声誉，因此这里恕不一一列举实例） 。
　　这一现象是毫不奇怪的。在今天这样一个差不多一切都处于激励竞争状态的时代，一个学术报刊要能获得领先的学术地位，就必须始终保持创新的精神而不稍衰减。而一般来说，行政级别较高的报刊其办刊的风格比较偏于持重与稳健，反过来，行政级别较低的报刊，则比较易于发扬活泼与进取的办刊冲力，日久天长，两者的学术水平及学术地位有时便会发生一定的错位。因此，一个不可动摇的结论就是：以报刊的行政级别来确定其学术级别，并且又进一步以此作为判定学术成果的优与劣，的确是不尽客观和不够全面的。如果硬要这么做的话，那么，有一个问题就难以解释了：鲁迅、闻一多、朱自清、曹聚仁、冯友兰及钱钟书等一大批学术大师们的许多在现在看来堪称精品的学术成果，当初都只发表在一些无名的、一级也不级的报刊上！ 此外，这样一种以成果是否发表在国家级学术报刊来判定其是否属于精品的做法之不合理处，还在于这一无法回避的事实：在今天，从事某一专业的学术研究的学者可以说不计其数，而这一专业的所谓国家级的报刊至多也就一两家。因此，即便该报刊的所有编辑都是绝对公正无私的，每一个学者可能在该报刊发表成果的概率之低怎么说也都不会有夸张之嫌。此外某一学术成果是否被某一高级别的学术报刊接纳发表，有时也并不完全决定于该成果的学术水平具体说，在这里，许多其他因素，如该报刊的办刊宗旨、风格、学术方向以及某一时期集中精力研究的学术课题等，都在起着相当的影响。试问：我们能够说，那些难以计数的发表在非国家级报刊上的学术成果，全都与精品无缘吗关于以出版社的行政级别的高低来判定其所出版的学术著作的优与劣的做法之不可取的理由，与上述完全相同，这里不再赘论。但是，把自成体系的理论性的论著以外的其他形态的著作如教材、注释、译著、普及读物以及工具书等，统统开除出精品的行列，其不合理处又何在呢？ 本文作者认为，这里的毛病在于对学术价值一词的理解太过狭隘。事实上，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的表现形态可以是多种多样的：形成某一严密的理论体系固然是一种学术价值；但是，解决某一具体的学术问题也是一种学术价值；此外，象系统地阐述某些既定的理论、原理，追溯某一概念或事物的历史渊源，把由某一种语言写成的学术精品创造性地转译成另一种语言，以通俗而优雅的文笔讲述某些冷僻而深奥的科学理论或科学原理，以及为人们的学术研究提供高质量的工具性的帮助等也都具有各不相同并且因此是无法互相代替的学术价值。作为个人，可以允许对某种学术价值，如形成某一严密的理论体系，表现出强烈的偏爱；但是，作为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这样做就显得很不得当的，尤其是竟然在其学术管理中贯彻这样的偏爱，并且因此致使许多原本也很有价值的学术成果遭到了不公正的贬抑，就更是如此了。
　　事实上，正因为不同形态的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是不可互相替代的，所以它们也是不可互比高低的，正象牡丹、月季以及芍药等花卉是不可互比美丑的一样。以某一形态的学术成果，比如自成体系的理论论著的学术价值作为衡量其他形态的学术成果，比如教材、译著是否具有学术价值的标准，从逻辑上说，所犯毛病叫做比类不当。因此，某一形态的学术成果的优与劣，只有将其与同一形态的其他成果相比较，才是恰当的。这样，不论哪一种类型的学术成果，便都既可能有精品，也可能有一般的乃至较差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简编》，堪称中国小说史、中国文学史以及中国哲学史教材中的精品；傅雷翻译的丹纳的《艺术哲学》、张道真等翻译的勃兰兑斯的《十九世纪文学主流》、廖灵珠翻译的车尔尼雪夫斯基的《美学论文选》以及朱光潜翻译的黑格尔的《美学》等，是译作中的精品；钱钟书的《宋诗选注》以及杨伯祥的《论语注释》等，是注释本中的精品；王力的《诗词格律》是同类通俗读本中的精品；张相的《诗词曲语汇释》是辞书中的精品；等等。试问：假使我们因为张相的《汇释》没有表现出某一严密的理论体系，便将其归入非精品的行列，岂非咄咄怪事！ 余皆与此相同。
　　接下来，我们就要来看一看，把是否属于立项的课题，特别是所谓国家级集体攻关的立项课题作为衡量成果的精品与否的标准，其不科学处又在哪里。我以为，其不科学处至少有以下几点。
　　首先，一个学者从事何种专业以及特别是哪一专题的学术研究，主要是由其所具有的知识结构、思维模式、研究方法、气质性格以及特别是兴趣爱好几乎每一个伟大的科学家都非常强调兴趣爱好在科学研究中所发挥的巨大的作用，例如，在爱因斯坦看来，在科学的殿堂中，居于最高层次的科学家，乃是那种其研究的动力主要植根于个人的兴趣爱好的科学家） 所决定的，而他（她） 的研究能否被政府立项，则主要是看其是否符合政府的某一非常具体的现实需要，因此，很清楚的是，他（她个人的研究能力以及研究成果的水平的高低，与其是否被政府立项，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换句话说，被立项的成果可能是精品也可能不是精品反过来，未被立项的个人研究，其成果也是如此。
　　其次，把立项的行政级别的高低视为成果成为精品的可能度的高低的标准，更是思维的机械化和简单化的一种表现。简单地说，正象上面所说的那样：立项级别高的，其成果可能是精品的也可能不是精品；反过来，立项级别低的，其成果也是如此。坚持认为只有那些立项的特别是高级别立项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是精品的机构或部门，必须面对的一个非常困难的局面是：循此逻辑，他们必须进一步断定，在出现政府立项这样一种学术研究形式以前，整个人类的学术研究历史从来也没有出现过一部学术精品！ 任何一个小学生都会明白，没有再比这更加荒谬的事情了。再者，某一学者的某一学术课题，即便被立项，哪怕是国家级项目，这也只表明，他（她） 为此课题所作的设计与论证，的确具有很高的水平，但这却不能成为他（她将来的研究成果同样具有很高水平的可靠保证。
　　明言之，许多所谓国家级立项研究课题，其最终的成果的水平，往往被证明为与其高级别的立项并不相符，当然两相统一的也是不乏其例。而现在的毛病恰恰在于，许多的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往往并不对某些所谓高级别的立项研究的成果的本身进行具体的分析，以确定其质量的高低，而简单地仅仅根据它属于高级别的立项成果这一点，便给它戴上精品的花环。最后第四，任何一个对学术研究这种精神生产的过程略有了解的人都知道，学术研究是一种高级的、创造性的脑力劳动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因此是非常主体化的和个体化的。与文学艺术的创作一样，在这里，主体的自由、大胆的想象（爱因斯坦一再强调科学研究的本质就是大胆而自由的想象） 以及不期而至的灵感对于成果的取得，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的是，差不多一切伟大的科学发现，都是由那些具有超常天赋与才华的科学家个人所作出的。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说，科学发现的历史，差不多就是由众多伟大的科学家的耀眼的名字所排成的历史。总之，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或者事实是：和体力劳动很不相同，在学术研究中，研究主体的个人的独特状况在研究中所发挥的作用，是再多的其他人的相加所不能代替的。换句话说牛顿作出的物理学的伟大发现，只能由牛顿这样一个特别的个体的智能结构才能作出，我们不能指望100 个或更多个非牛顿的其他科学工作者的合作研究能够作出同样的科学发现，因为其他的科学工作者不具有牛顿的智能结构。同理，钱钟书的《管锥篇》只能由钱钟书写成，而无法由其他众多的学者协作而写成，鲁迅的《汉文文学史纲要》也只能由鲁迅写成，而无法能由其他众多学者协作而写成。总之，在这里，人们必须记住这个真理，即100 个零相加，其结果依然是零而不可能是。正因为如此，人们才说，千军好得，一将难求。
　　其意思也无非是强调，在战争中，高明的指挥官的作用是不可能由众多的其他人的集体力量来代替的。当然，这决不是说，在学术研究中，集体攻关就完全不可取，而且随着学术研究的发展速度日趋加快，集体攻关式的学术研究的确日益显示出相当的必要性与优越性，特别是对于工程技术一类的研究来说，这种方式显得尤有成效。但是，人们必须明白，在特别注重独特性和创造性的学术研究中，这种集体攻关决不能被理解为大家平均分摊同一课题的不同方面，然后将其汇集起来形成一个所谓集体的成果。这样一种形式的攻关其结果只能产生出一些缺乏生机、创见及风格的成果，形象地说，只能是一些平庸的大拼盘或大杂烩，大量的由多人合作、分头完成某一章节的所谓学术著作，特别是泛滥成灾的各类教材，为此提供了无可辩驳的例证。因此，集体攻关的研究，如果指望其能够产生真正有价值的研究成果的话，就必须采取这样一种形式，即为某一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学者配备适当的助手，协助他（她） 从事一些辅助性的（如资料搜集等工作，至于整个研究则完全由该学者独立地进行；当然也可以由某一具有很高学术造诣的学者牵头组成一个由众多学者加盟的专题性的研究小组从事研究工作，但是，这一学术造诣很高的学者决不能仅仅是一个挂名的或者不过是其中的一名较为重要的成员而已，换句话说，他（她） 必须成为这个小组的活的灵魂或者指挥若定的统帅；否则，必然会给大胆的想象与自由的创造带来极大的损害，甚至是彻底的瓦解遗憾的是：目前，大量的所谓集体攻关的学术研究，都采取了这种只会给想象力和创造力带来损害和瓦解的简单地平均分配任务的形式，而许多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又恰恰非常看重这种形式并且进一步把它看成成果是否属于精品的一个重要前提要说学术成果的表述形式对成果的学术质量完全不发生影响，显然是不客观的。事实上，不仅仅是表述形式，即便是语体（如书面语与口头语进一步说，甚至是语言（如汉语、英语、法语、德语等） ,对学术成果的质量来说，也并非是完全可以忽略的因素，要不然，何以黑格尔竟然要说，唯有德语才是世界上最适合进行哲学思考及哲学表达的语言呢？ 尽管他这话的确带有极强的德国沙文主义色彩，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这话的确也说出了部分的真理。因此，本文作者决不会糊涂到这一地步，即认为随笔的表述形式对学术成果的学术质量完全无损。但是本文作者也坚决认为，这种损害决不象许多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所认为那样大，以致这种形式表现出来的学术成果竟然压根儿没有资格进入精品的行列，否则的话，我们就无法面对这样一个确凿无疑的事实，即古今中外的大量的学术精品的表述形式，都是随笔而不是现代意义上的严格规范化的所谓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下面随便列举的一些例子都可用作有力的例证：培根《随笔集》（由单篇的随笔组成的随笔集） 、帕斯卡尔《思想录》（由零星的思想记录组成的没有体系的思想集） 、曹聚仁《中国思想史随笔》
　　由单篇的、略带连贯性的随笔组成的著作） 、王国维《人间词话》（由零星的而短小的随感、心得组成的词学批评集） 、斯蒂芬·杰·古尔德《自达尔文以来———自然史沉思录》（与上同） 、钱钟书《管锥篇》
　　由短小的读书笔记组成的没有任何系统的随笔集） 等等。
　　某些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所以会作出随笔形式的学术成果不能成为精品的鲁莽的断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们太过看重学术成果的表述形式而忽视其内在的学术含量。在他们看来，似乎唯有用今天十分通行的所谓规范化的学术论文或学术专著的形式表述出来的学术成果，才是真正的学术成果，并且因此才有可能具有真正的学术价值。但是，摆在这些学术管理机构及部门面前的一个最为棘手的问题是，如果他们定要固执己见的话，那么，他们也必然面临同样尴尬的处境即他们须由此进一步作出这样的推论：在形成今天这种通行的规范化的论文及专著的表述形式以前，整个人类的学术史只是没有任何学术成果的一片空白。而这，谁都知道显然是不能成立的。
　　事实上，人们必须承认，学术成果的表述形式，可以并且一直是多种多样的，虽然也许的确以今天的这种规范化的论文及专著的形式来得更为理想，也更有优势。例如，除了上面提及的随笔而外，下面所提到的几种形式也是中外学术史上极为常见的：书信（如明代何景明与李梦职之间往返多次的、关于诗歌和散文创作问题的书信等） 、评点（如金圣叹对《水浒》的评点、毛宗岗对《三国演义》的评点等） 、讲演（如奥地利科学家埃尔温·薛定谔的讲演《生命是什么》、英国小说家福斯特的讲演《小说面面观》、鲁迅的讲演《魏晋风度及药与酒的关系》等） 、谈话（如日本池田大作与英国汤因比的对话《展望二十一世纪》等） 。
　　把成果是否属于进行社会现实调查研究所得结果，视为是否可以进入精品行列的重要标准的错误在于以下几点。第一，这种看法忽视了这样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即由于学术研究的对象有所不同，因此它们的研究方法也会相应地有所不同。
　　比如，象社会学、区域经济学、党的建设等非常现实性的学术研究，其研究方法自然主要是侧重于对各种现实问题进行调查研究，至于许多历史的以及基础理论性的研究，其研究方法则必然主要是研阅各种各样的文献资料。因此，人们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断定，只有前一种研究才是真正的研究，后一种则不是真正的研究。仔细琢磨，不难发现，这里存在两个不妥之处。首先是对学术研究的方式缺乏最起码的了解，即不明白，不同专业的学术研究需要采用不同的研究方式。具体说：象社区文化建设、区域经济学、农村党的建设等专题研究，通常的确只有采用调查的方式才能获得理想的成果；然而对于象诸如历史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基础理论性的研究来说，则自然并且也只能主要依靠研阅各种各样文献资料的方式进行。假使把两种研究方式随便互换使用的话，则任何一个内行人都清楚，其结果将是灾难性的。事实上，从根本上说，所谓研阅文献资料也是一种调查，只不过其所调查的对象，不是直接的现实而是文献资料以及由文献资料反映出来的间接的现实而已。
　　说只有建立在对现实的调查研究基础之上的成果，才是真正的学术成果，才有可能是成果中的精品，而借助研阅资料所取得的成果，则不但不能进入精品的行列甚至有时还被视为非学术成果，显然是站不住脚的。其次，这里还隐含着对学术研究的轻率的、不负责任的轩轾态度，即过分看重对现实问题的研究而不恰当地看轻对历史以及各种社会科学基础理论的研究，认为前者的价值远远高于后者。尽管这也许是出于纠正长期以来我国学术研究当中一直存在着的看重基础理论研究而忽视现实问题的研究的偏颇所作出的一种调整但是，正象我们干任何事都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一样，在学术研究上，用一种偏颇纠正另一种偏颇同样是不可取的。人们必须明白：基础理论的研究和现实问题的研究，作为两种不同方向的学术研究，无论如何是不能轻分高下的，因为它们之间是相互依存相互联系的。因此，哪一方面的削弱都必然会使另一方面遭受极大的损害。
　　必须承认，成果的获奖情况对成果的学术水平来说的确可以成为一个重要的参考依据。但是这里得有一个先决条件，即这种评奖必须是客观的和公正的。然而不幸的是，现今学术界的评奖之不客观、不公正，几乎已经成为一个难以根治的痼疾，以至人们不得不怀着深切的无奈与失望称之为学术的腐败。撇开这一点不谈，即便所有的评奖都是客观的和公正的，也不能被视为衡量成果成为精品的可能性及可能性的大小的绝对标准。首先，就事实而言，人们不能不承认：许多被公认的学术精品并没有获得过任何奖项；反过来许多获得过奖项甚至高级别的奖项的成果，最终却被证明为并不具有多大的学术价值。其次，从理论上说，评奖的过程要说怎么科学，恐怕也是得打问号的。第一，现今许多所谓学术评奖委员会其组成的成员差不多都是专业相差很远的各类专家，有时还要加上许多毫无学术修养的党政官员。
　　因此，一个具有讽刺意味的现象常常在所难免了这就是被人们广泛加以严厉抨击的外行评内行。
　　试想：这样评出的结果其科学性又有多大呢？ 第二，众所周知，许多学术成果的学术价值主要表现在高度独创性的、超越时代的理论探讨上，而这就使这样一个结果成为不可避免，即它们常常不能获得所有的或大多数评委的共同首肯，特别是如果评委们尽管的确都具有较高的学术造诣，但却并不具有与之相应的接受并且容纳某些超前的学术见解的豁达胸怀时，就更是如此。事实上，与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来说一样，对于学术成果的评价来说，也同样存在一个“适独座”的问题，即那些特别卓越的成果，常常只能仰赖某一双独特的慧眼来看出它们的超常的学术价值并且对之作出准确的评价。举例来说，正是罗素的慧眼一下子看出当时尚默默无闻的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
　　的内在价值，并且竭力地加以推荐，这本薄薄的小册子才得以顺利问世，并且被证明为的确不愧是二十世纪分析哲学的精品之作，而维特根斯坦本人才因此跻身于世界最伟大的哲学家的行列。因此，由高山流水这一传说所表现出来的、在音乐评论中对知音的向往与企盼，同样适合于对学术成果的评价。然而，遗憾的是，某一可以被视为知音的“独座”，作为个体，是无权给任何他（她） 以其慧眼所特别看重的某一学术成果授予任何奖项的。
　　第三，最令人深感无聊的是，在几乎所有的学术评奖中，似乎总有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平衡，如同幽灵似地驾驭着评委会手中的天平。这一原则要求评委会在各地区、各单位、各部门乃至各个人（通常总是有着这样那样的官衔或者地位者） 之间，按照一定的比例进行奖项的分配。与此相反但同样非常荒谬的是，有时评委会又会遵循另一个不成文的原则———倾斜，去进行评奖。按照这一原则，那些被认为是重点专业、重点学科的成果，应该优先考虑被授予奖项，特别是高级别的奖项，反之则少予考虑甚至是不予考虑。总之，无论哪一种原则，其支配评奖过程的都只是各种社会关系或利害关系，而不是成果自身的学术水平。
　　试问：这样评出的奖项，哪怕是高级别的奖项，又有什么意义可言呢？ 第四，现今学术评奖委员会的评奖，常常基本上就是依据上述那些标准进行因此，其不尽科学自然是不言自明了。
　　说到这里，人们肯定要问：那么，照你看，究竟该如何断定某一学术成果是否属于精品呢？ 对此我将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最好的办法就是直接阅读文本，以考量其学术含量的多寡，至于前述那些被我加以批驳的评价标准，充其量只具有参考的意义，正象我们要评价一个人的品质的优劣，最好是直接考察该人的言行（特别是行） 如何，而不是主要去看该人的穿着如何、装扮如何、在何处就职以及他人的评价如何，上述穿着装扮如何等同样只具有参考的价值那样。具体说来，第一，最简单的是由某些独具慧眼的专家审阅文本，以作出准确的评价，前述罗素对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所作的中肯评价，即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在这里，中国传统的所谓伯乐相马的方法的确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很显然，这种方法在今天并不是可以广被采用的，这是因为，在今天，伯乐甚少而良马却甚多，因此，良马碰上伯乐的机会虽然不能说全然没有，但肯定是少而又少。再者，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其组成的成员基本上是在行使行政职能，很少是某一学科的高级专家，因此，指望由他们担当伯乐的角色无疑是不切实际的。这样看来，唯一可行的方法就只能是第二，即等待实践的检验，在这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依然是有效的。事实上，即便是伯乐相马的方法所作出的评价，也不是终极性的，换句话说，它依然要接受实践的检验：或者被证明为真，或者被证明为不真。总之，实践（学术的以及社会的） 的检验的确是唯一有效的方法。人们不难发现，上面所提及的那些学术精品，差不多都是经由学术的及社会的长期实践的检验后才被确定下来的而不是在它们刚刚问世时就由某些所谓的权威机构按照某些既定的外在标准给判定下来的。一个所谓的学术权威机构，在某一学术成果刚刚问世时就匆忙地把它判定为精品或非精品，常常要遭到被历史加以彻底的和无情的驳斥的可悲命运。
　　因此，在今天，真正严肃的学术权威机构，尽管依然在从事着评定学术精品的工作，但通常那都是在某一学术成果已经被学术及社会的实践证明为的确是精品以后，换句话说，他们所做的工作，不过是以机构的名义对此加以正式确认而已。例如，被公认最为权威的诺贝尔经济学、物理学、化学以及医学等奖项，都是如此颁发的。正因为如此，它们才始终保持着高度的权威并且一直得到举世的公认。
　　当然，对于具体的学术管理机构或部门来说这种由实践进行检验的方法似乎不太适用，因为它缺乏简单明了的可操作性，而对于具体的学术管理来说，最重要的恰恰就是这种可操作性，因为他们面对的一个不可回避的事实，即在几乎每年的年底都必须对本单位的所有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成果进行优与劣的评定，以贯彻奖优罚劣的原则还必须按照评定的结果进行拉开距离的荣誉的和经济的奖励，如此，若没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形式化的标准，是断难工作的。对此，我的回答是：很遗憾，我的确无法为此提供一个两全其美的方法，即一方面它要简单明了，便于操作，并且立竿见影另一方面它又能评出真正的优劣，并且选出真正的精品。因为事情就是这样，即精品的确只能由实践检验出来，或者说由时间考验出来，而无法由任何人当时就确定下来！ 我为此所能做的只是提出如下一个也许还不算完全不可行的建议。这就是：在每一相对短的时间里，如一年或者两年，对某一单位的学术工作者的学术成果进行拉开档次的奖励时，最好不要定下某一成果是精品而其他则不是精品的调子，并且给所谓的精品以特别高的奖励，而只能说，现在拉开档次的标准是相当外在的，因而是有缺陷的，但是为了便于评定，又只得用此权宜之计，因此，其公正度是有限的。换句话说就是承认，被评为低档次的成果其学术价值未见得就一定是低档次的，反过来也是一样，虽然一般来说，两者是统一的。这样，庶几不致引起学术工作者的不满。因为一般说来，学术工作者所特别看重的，有时并不是奖励的本身而是奖励的公平与恰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