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大都研究是元史研究、中国古都学研究和北京史研究等领域的重要课题， 具有重大的学术意义和国际影响。为推动元史研究进一步走向深入， 2009 年7 月29 日～30 日，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发起并联合中国元史研究会、中国古都学会、北京市文史研究馆、北京史研究会， 在北京共同举办了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日本、韩国等地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提交论文70 余篇所涉题材广泛而新颖， 涵盖了多个方面。在会议的开幕式和大会学术报告中， 著名元史研究专家蔡美彪、陈高华两位先生做了致词和精彩的学术报告。本文以摘编方式对此次会议做一简要评述。
一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所长王岗《对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几点思考》一文从政治影响的唯一性、文化影响的权威性、都城建设的规模化， 以及大都（今北京） 与上都（今内蒙正蓝旗境内） 的关系等角度， 阐述了元大都成为全国政治中心的重要意义。
关于元大都的城市建设， 诸如城门、宫殿、城市规划等问题引起了与会学者的广泛关注。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王晓欣在《元代史料中的大都齐化门》一文中指出， 中国封建时代都城地位最崇、交通最为繁盛热闹且重要事件最多的城门一般均位于正南面。但齐化门这个“都城东出南头第一门”在元代史料中的记载量似乎仅次于大都正南的丽正门。这里是北人赴南、南人进京的必经要道， 是漕运的重要集散地， 是都城平民殷实人家和商铺的集中区， 甚至是盗贼打劫的多发区。它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元代开始， 北方政治中心日益依赖南方经济供应而又牢牢控制政治地位的都城生态的变化， 尤其是之后的明、清两代， 齐化门的这个特点更加明显。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白翠琴指出， 元大都在皇家建筑上呈现出多元文化格局， 如在宫室建筑中， 既大量使用汉地传统的门阙角隅之制， 又在后宫的布局方面保留一些纯蒙古式的帐幕建筑， 而且以太液池水面为中心来确定城市布局， 折射蒙古族“逐水而居”的习俗等等， 这些都体现出元代蒙古习俗与汉地传统相结合的特征。日本东北大学文学研究科渡边健哉《元大都的宫殿建设》一文与以往此类研究关注宫殿最终定型时风格有所不同， 注重对大都城及其宫殿建设过程的考察。北京联合大学北京学研究所王奉慧也从元大都的城市规划建设特色的角度探讨了元大都的文化多样性， 认为元大都虽然总体规划是汉式都城， 但具体建设却体现了多种文化交融的特色。
元代蒙、汉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实行两都制， 既要接受农耕文化作为主体文化， 又要突出游牧文化的民族特色。提交这次会议的文章中有几篇涉及到了元代两都之间的关系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丁超在《元大都地区的农牧矛盾与元代两都巡幸制度的建立》一文中指出， 两都制的实施既可以最大限度地保障大都地区农业生产的顺利开展， 又实现了牲畜在大都和上都之间的轮牧， 为牲畜提供了最佳的生长和生存环境， 同时也在确保国家统治军事力量的前提下实现了农牧业经济收益的最大化。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苗冬《元代两都之间的使臣往来》一文认为， 作为国家最为重要的政治中枢， 大都和上都之间保持着非常密切的联系， 在这中间， 使臣充当了重要的联络媒介。对两都之间使臣往来的考察， 有利于我们了解元代政治决策过程和政令传达的渠道。同时， 此文还对使臣来往两都的驿站路线及其对沿途地方官府与居民造成的影响进行了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马保春主要讨论了上都和大都之间地理交通与明代长城展布之间的关系。他的结论是， 明代长城的选址及走向， 在一定程度上暗示了明王朝对元上都地区的重点防守意图。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丛海平在《元前期北方战争中两都的军粮供给探析》一文另辟蹊径， 从两都作为兵站的角色出发， 以战争中为军队进行军粮运输和补给的角度， 探讨了两都在元代北方军粮后勤供给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二
关于与元大都相关的人物研究也是本次会议的重要议题。河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孟繁清、杨淑红考察了元大都名臣张九思的史事； 新疆大学人文学院段海蓉追溯了元末引人瞩目的江南诗人贤在大都的活动； 暨南大学中国文化史籍研究所陈广恩对元初人物蒲寿 的交游及子嗣等问题做了较为细致的探讨； 南京大学历史系张岱玉通过钩稽元朝魏王阿木哥父子的史事， 认为他们的经历在元代庶出宗王中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近年来， 学界对于人物研究的一个新趋向是从个人转向群体， 此次会议所收到的论文就有几篇此类文章。上海大学人文学院历史系舒健从整体上考察了入居元大都的高丽人。他指出， 有元一代， 高丽与元朝关系密切， 这些高丽人在元大都从事着不同的事务， 对双方政治、文化的交流活动发挥了巨大作用， 从不同层次影响了两国的关系。韩国庆北大学李 也探讨了大都的高丽人这一群体， 但他的关注重点是在蒙古朝廷中留下明显足迹的高丽出身的宦官。在此基础上， 作者还推究了元和高丽关系中宦官的角色以及元代政治结构中宦官的政治性功能。
武汉大学历史系申万里在《元大都的江南士人》中认为， 元朝大量江南儒士到元大都寻找发展机遇， 成为大都政治、文化生活中的一个比较活跃的社会群体。京城大量江南儒士的存在， 不仅在蒙古、色目人占优势的元朝都城传播了传统儒学文化， 也为元朝政权实行汉法提供了重要的舆论支持。兰州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的马娟与天津师范大学的张沛之都考察了色目人在元大都的居留以及他们与元大都政治之间的关系问题。
提交本次会议的论文中有多篇论述了元大都的宗教问题。北京联合大学民族与宗教研究所佟洵探讨了佛教在元代的崇高地位。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陈伟认为元代的祭天源自蒙古人信仰的萨满教中对长生天的崇拜， 并论述了元代在大都城进行的既隆重又极富民族特色的祭天活动。
从寺庙建设考察元大都的宗教传播状况也是许多研究者的共同取向。有两篇文章涉及到了东岳庙与元朝宗教信仰之间的关系问题。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郑永华梳理了元大都东岳庙的修建与北京碧霞元君信仰的兴起过程。日本明治大学的樱井智美以东岳庙的设置情况为背景， 考察了元代岳渎祭祀在大都地区的沿革、特征等具体情况。
元大都的大天源延圣寺， 作为显宗与明宗帝后的神御殿寺， 是元代中后期一座相当重要的皇家寺院。台湾清华大学历史研究所许正弘对有关此寺的相关文献史料详加考释， 认为大天源延圣寺（黑塔寺） 与大天源延寿寺（卢师寺） 应是二刹， 由此， 解决了过去因误认二寺为一庙而衍生的诸多问题。北京联合大学应用文理学院祝思雨探讨了大都大圣寿万安寺白塔与藏传佛教的流传之间的关系。
三
在本次会议提交的诸多论文中， 出现了许多新颖的题目。同时， 元史研究的范围也在逐渐扩展。许多研究不再画地为牢， 不再只局限于元史本身， 而是从整个中国历史的纵向发展探讨元代历史。此外， 一些以往比较熟悉的题目由于新理论、新方法、新视角的介入， 呈现出崭新的面貌， 显示出元大都以及元史研究的新趋势。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吴文涛的论文《元大都城南园林花卉业的兴起与士大夫的休闲生活》依据文献考古， 比较清晰地描绘了元大都城南地区的园林胜景、花卉种植的盛况以及士大夫们宴集会友的相关活动， 阐明了当今北京丰台地区花卉业的兴起与元大都特殊的政治生态、文化生活及其地理空间特征的复杂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的张国旺以王恽的《玉渊潭宴集诗序》为视点， 考述了元代大都的诸多方面， 包括元大都的气候以及大都城的宴集活动。中国元史学会会长、南开大学历史学院李治安教授详细考察了元代诸帝在大都城郊的柳林行宫一带进行的春猎活动， 内容包括柳林春猎溯源和地理方位考订、忽必烈等元朝诸帝的柳林春猎盛况、《马可·波罗游记》有关柳林春猎记述的笺证、元朝诸帝柳林春猎多寡及其文化背景分析四个部分。该文对于探讨元史研究的新趋向具有一定的典范意义。
内蒙古大学蒙古学学院的薄音湖教授系统梳理了元亡之后的蒙古人在明、清两代对元大都城的记忆与怀念。薄教授指出， 这种怀念不只仅仅停留在内心深处与精神层面， 元后的蒙古人还通过制造各种“故事”与“传说”， 仿照元大都修建呼和浩特城等多种方式来寄托他们对所失政权与城市的深厚感情。
香港中文大学何启龙的研究也涉及到“传说”的问题。他在《角瑞、耶律楚材与刘秉忠以谣言理论研究传说流变》一文中， 运用社会学家的“谣言（rumor） ”理论， 分析传说创作背后的心理状态， 研究了元代中叶儒士阶层中流传的当初成吉思汗西征遇见角瑞一事。他的结论是耶律楚材与角瑞劝退兵不是史实， 只是元代汉人儒生阶层的传说， 侧面反映了儒生厌倦蒙古族统治者好战的习性。
北京市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孙冬虎《元代大都地区的环境保护政策》一文， 依据多种文献史料， 讨论元代大都地区在行道树与经济林的种植和保护、皇家苑囿内的动植物保护、禁猎区的设置与动物保护等涉及环境保护政策的若干问题。
国家图书馆杨印民探讨了元大都的槽房和酒肆。作者指出， 元大都作为元帝国的统治中心在以宫廷为主导的酷烈尚饮熏风侵袭下， 酿酒业规模之巨， 酒类品种之多， 消费群体之众， 皆为他处所望尘莫及。酒业的发展， 自然带动了酒肆业的极大繁荣， 酒肆做为酒业市场的一部分， 成为酒业繁荣的风向标。
北京师范大学张双智探讨了元大都研究中长期引人广泛关注的热门话题———“十一城门制”。既往研究多从汉族传统文化中哪吒神话或风水学说加以解释， 但无元代官方文献作根据， 证据并不充分。作者从藏族文化角度加以解读， 认为十一城门制的大都城， 是头南脚北、三头六臂的元朝护国神玛哈噶拉形象， 寓意是请他护佑皇宫和京城的安宁。元代汉人把它说成是“哪吒城”是藏族文化初到大都与汉文化碰撞而形成的误会。这一结论作为一家之言， 引起了与会学者的热烈讨论。
需要指出的是， 元代是中外交流非常密切的时期。一些韩国、日本等国学者使用中国之外的许多相关史料， 提供了解读中国历史的“异国视角”， 给人以极大的启发。
在元代， 交钞广泛应用于街市商业交易， 但交钞的具体使用情况， 我们在一般典籍史料中很难见到有详细记载。高丽、朝鲜两朝的汉语教本《老乞大》对元代生活史、经济史提供了重要记载， 其中也涉及到交钞， 但在学术界较为流行的版本曾被朝鲜王朝修改， 并不能反映原书全貌。
日本九州大学 田善之的论文《元大都及其周边交易的实际情况： 以旧本〈老乞大〉所见交钞付款为中心》通过分析1998 年于韩国大邱发现的未曾被修改的古版本《老乞大》， 考察其中极为生动的商业活动中的对话和对元代经济生活的详细描述， 揭示了元代商业活动中交钞付款的具体使用情况。韩国庆尚大学裴淑姬探讨了元代耽罗地理位置的重要性以及中国人的移住。耽罗即现在韩国的济州岛， 元朝统治中国的时候， 直接在耽罗设置官府， 派遣官员统治。从元朝和高丽的史料记载以及济州岛民间遗传下来的传说和遗迹里， 都能反映出这样的事实。上述两篇文章都使用了大量中国以外的相关史料， 不但解决了一些老问题， 同时， 也提示了元史研究进一步深化的新思路。
总体而言， 元大都研究国际学术研讨会集中展示了目前学术界对相关问题研究的前沿性与创新性， 在扩大研究领域、发掘研究史料、拓展研究视角、得出研究新论等方面， 都取得了不少成果。此外， 在这次会议上， 学者们还围绕一些学术问题发表了不同意见， 进行了激烈但又不伤和气的争论， 形成了良好的学风与会风， 给与会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美好的回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