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人类社会是按照共同体、市民社会、自由人联合体三大形态而依次演变的。但这三种具有历时性关系的形态在当前的转型社会中是交织在一起的，正因为如此，才会有中西马三大学术形态的对话基础。因此，从对话的形式来看，中国当代学术研究的基础就只能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西文化交流。
[论文关键词]唯物史观，三大社会形态，时代特征
张曙光先生在《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1]一文中，把中西马不同学科的学术研究基础和人的生存方式结合起来，指出中国传统学术思想的基础是共同体西方学术思想的基础是个人，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基础则是人类社会，这无疑是一种具有真知灼见的观点。如果在此基础上继续前进，探讨我们自己所处时代的特殊生存方式那么就不难为我们的学术研究寻找到一个共同的基础或对话平台。然而张曙光先生认为中西马三种学术之间对话的共同思想基础是“‘个体、共同体、人类和大自然’共同构成的动态的有机系统”[2]。笔者认为张曙光先生之所以得出这一结论，是因为他恰好没有去追寻我们当今的特殊生存方式。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要做的就是从张曙光先生已经得出的积极成果出发，立足于我们时代的特殊性来探讨中西马三大学科之间的关系问题。
一、要研究和理解我们的时代，首先就得有一种科学的研究方法
这种方法就是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类社会是按照人的依赖性社会、物的依赖性社会、人的全面自由发展三个阶段历时性地依次发展的。从个人存在的社会形式来看，其分别对应的则是共同体、市民社会和自由人联合体。
在纯粹的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内在的关系，每个人都会自觉地把自己作为共同体的一员来看待个人和共同体是同一的。比如在原始社会的氏族和部落中同一氏族或部落的成员之间都存在共同的祖先，这种血缘关系的共同性又通过图腾崇拜或其他宗教仪式而表现出来。
一个人一旦脱离了他的共同体，也就失去了其崇拜对象失去了特定的神的保护，他同时也失去人之为人的精神性的东西。可以说，在共同体中，共同体直接就是个人的灵魂，特定的个人只是这种共同体的特定表现和存在形式。
正因为如此，一方面在共同体中，个人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得到发展，个人对于共同体来说也是不独立的；另一方面共同体往往又采取民主的形式组织起来，因为共同体人数相对较少，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又是公有制，共同体成员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等，这些都给予共同体成员以一种平等的关系。
共同体要保持其纯粹状态，就只有长期停留于原始社会。一旦随着生产力的发展，不同的共同体之间有了实质性的接触，就会产生出民族融合，其融合的途径主要包括战争和商品交换两种形式。在不同共同体实现融合的过程中，原来适合于氏族和部落的原始民主制不再有存在的基础，这就会产生出统治和服从的关系，并由此产生出国家。
但是在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中，国家并没有摆脱共同体这一基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的社会都是以“某种共同体为基础的”，社会的政治统治就建立在共同体的基础之上。
这种统治或者表现为部落统治或民族压迫，即一个部落或民族对其他的部落或民族进行统治和奴役；或者表现为家族统治，即一个家族对其他的家族进行统治和奴役。这就说明，不仅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也是以共同体为基础的，而且也属于共同体阶段，属于以人的依赖性为基础的社会。
市民社会是在物质生产及其产品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社会形式，这就使市民社会和共同体有了不同的特征。共同体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建立在自然基础上的直接联系每个人都把自己与他人之间的内在关系看作是先天存在的、不言而喻的东西。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则是一种间接的、外在的关系。在市民社会中，一个人之所以与他人发生联系，是因为他与其他人之间通过物质生产及其商品交换而建立起来的。也就是说，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一个“第三者”实现出来的，这个第三者的最高存在形式就是最一般的商品即货币。由于在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是通过普遍的、抽象的物即货币实现出来的，这就说明人对于物存在依赖性。没有人对于物的依赖，就不会有通过物而实现出来的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也就不会有市民社会的存在。所以在市民社会中，物对于人存在“强制性”的中介作用。即物是主体而人是客体物迫使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并形成一个整体。这种主客颠倒的现象就是马克思所极力批判的异化。
在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市民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会向着两个方向发展。一方面，物的依赖性社会会导致个人的独立和个人自我意识的增强。在物的依赖性关系中，物既是使人联系起来的纽带，又是使人隔离开来的中介。因为在这样的联系中，个人不是感觉到对于他人的需要，而是感觉到对于物的需要。他们因为对于物的需要才联系起来成为一个整体。面对其他的人，他们开始发现了自己的独立性和自由。而且也只有在独立、自由和平等的关系中，商品交换才能够顺利进行。另一方面，在物的依赖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又打破了共同体的狭隘限制。由于共同体是在自然关系中形成的，因而以血缘关系和性为基础。这种关系一方面是人与人之间发生联系的强大纽带，另一方面也是一种限制。因为血缘关系的强大作用往往只在部落和家庭中才能发生。随着人口的增加，这种纽带作用必然会减弱，同时也会导致不同共同体之间的对立。相反，通过物而实现出来的联系则只会随着物质生产的发展而不断发展。这种联系最初是打破和瓦解共同体的力量，而且也会在发展中成为打破国家和民族界限的世界性力量。市民社会的这种作用决定了其在历史上的双重作用，一方面它会促使个人成为独立和自由的个人，另一方面又会使历史向世界历史发展。两者的结合就决定了市民社会的终结点就是自由人的联合体。
自由人联合体是蕴含于市民社会之中的一种客观发展趋势，同时也是马克思在仔细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一个具有现实可能性的设想。自由人联合体的现实性就在于当前的全球化过程之中。从目前的世界发展的现实过程来看，全球化已是一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全球化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包含了政治、文化等因素在内的全球各国家、各民族之间发生普遍联系并走向一体化这样一个过程。这一过程肇始于新大陆的发现，早在19世纪中叶以前就为黑格尔和马克思等思想家敏感地注意到，并成为他们思想之中的一个重要成分。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就认为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使得“人们的世界历史性的而不是狭隘地域性的存在已经是经验的存在”[3],而世界历史性的个人也就是“真正普遍的个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够消灭地域性的共产主义。
也只有在资产阶级开拓出来的“世界市场”中，马克思才能够高声呼出“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这些都说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正是以对于全球化过程的认识为基础的。然而，这一过程在当代使全球性问题引起普遍的关注，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才开始日益为人们所注意到。因此，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全球化的客观现实是不可否认的。在马克思看来，在全球化的过程中国家的界限将日益模糊，最后形成的就是自由人联合体。
通过以上对历史一般发展趋势的分析，我们可以知道传统的中国一直处于共同体阶段。在中国历史上，也曾经有商品经济的发展，也就是说，市民社会在中国也得到了一定的发展，但是这样的社会由于在传统的家族政治中并没有从专制帝王的统治下独立出来而发展出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私有财产还是个人意识在这样的社会中都没有得到发展。从这一点来说，中国要走出传统的共同体，首先就要有个人意识和自由意志的发展。没有个人自由的存在就谈不上自由人联合体，也谈不上真正的社会主义。但是我们能否由此得出结论说，我国当前时代的基本特点就是由共同体向个人的转变呢？[4]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市民社会本身就包含了世界历史的必然性。我们不可能仅仅只需其一端而不需其另一端。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是通过一种特殊的途径实现出来的，即中国的现代化不是从自身内部发展出来的，而是通过西方文明的输入而被迫发展起来的是通过全球化的途径发展起来的。西方市民社会向中国的扩张恰好是中国得以现代化的现实条件。这样，中国传统社会的转型就是双重的转型，一方面要吸收资本主义所大力提倡的个人自由，另一方面又要自觉地置身于全球化的过程之中，和世界其他国家一起走经济一体化的全球化之路。所以，具有历时性关系的三种社会形态在中国的特殊环境中成为了共时态的存在。但是这种共时态的存在又不是静止的存在，而是动态的关系，即共同体在吸收资本主义社会积极因素的前提下向第三种社会形态过渡。而且这种过渡不可能是在某一个国家单独实现的，而是在世界历史的过程之中实现的。我们以前经常犯的错误就是把共产主义理解成为狭隘的、地域性的社会形式，结果不仅有了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对立，不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也存在矛盾乃至处于尖锐的对立状态，其最终结果只能是地域性共产主义社会的解体。如果说我们过去只注意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对立，那么今天需要防备的恰好就是另一个极端，即仅仅把追赶现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看作我们发展的唯一目标。事实上，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必将走向自我否定，即一方面否定那种抽象的消极自由观，另一方面否定那种通过货币而实现出来的被动的联合而走向自觉的联合。但是这种趋势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来说是无意识的、被迫的行为，正是由于整体上的无意识，这种发展趋势在许多时候不得不以强迫性的和灾难性的方式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相反，我们的优势就在于认识到了这一点，能够自觉地调整各种政策来为这种趋势开辟道路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这就是我国所处时代的特殊性。
二、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时代的发展就决定了哲学的发展
中国所处历史的特殊性决定了中国学术发展的特殊性。就中西马三大学科的关系而言，中国当代的学术研究应该是立足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的中西文化交流。
之所以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这是由我们的时代决定的。如前所述，既然我们处在一个全球化大发展的时代，那么我们也就必须以一种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理论为基础，而这种理论在当前就只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说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理论，也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西方传统思想都存在一个重要的异质性，那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是一种具体的理论。无论是中国学术还是西方学术，都是包含了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发展出来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杂烩，这些思想体系因其社会历史的连续性而有其内在的关联，但是终究包含了多种不同乃至对立的观点在自身之中因而我们只能从总体上把它们看作是一种文化现象。也就是说，研究中国学术也就是研究中国文化，研究西方学术也就是研究西方文化。而马克思主义理论则不同，它是一种相对来说内容单纯的理论，这种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在一个特定时代中建立起来的，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只要我们还生活在这个特定的时代之中，这种理论就可以在实践和理论等各方面对我们起指导作用。但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不可能成为单独的文化现象。
但这并不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并且正是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时代性和“单纯性”构成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特殊生命力。它一方面因为其理论的纯粹性而超越于具体的文化之上，另一方面又因为其时代性而可以对这个时代各方面的实践有指导意义，从而实现其和不同文化的有机结合，形成不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形态。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都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不同地区与民族的文化相结合的产物。这种结合使马克思主义理论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比如马克思的理论和西方文化的结合，主要形成了一些对西方文化进行批判和补充的理论，成为资本主义文明在困境中寻求出路的重要指南。马克思主义和中国文化的结合经过了几个不同的阶段，则成为了中国走向世界、实现民族复兴的伟大指导思想。马克思主义和俄国文化的结合虽然曾一度辉煌，却最终成为了一种失败的典范，但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经验教训。
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一种具有全球性视野的理论，对我们当前的现实在两个方面有着重要的指导意义。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对我们当前的社会实践起着指导作用。从实践的角度来看，我们在以前的社会主义建设之中，所犯的一个根本错误就在于忽略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这种全球化视野，把社会主义建设成地域性的社会主义。结果，社会主义不仅没有促进历史向“世界历史”的发展，反而成为这一过程的障碍。正是在社会主义的名号下，我们筑起了和资本主义国家隔绝的壁障，把自己建设成为了“铁桶”
式的国家。马克思所期待的“把资本主义制度的一切肯定的成就用到”自身之中从而使落后国家“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直接实现社会主义的设想完全成为空谈。由于落后国家在地域性的社会主义这一观念的影响下不愿主动吸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先进文明成果，其最终结果就只有使自己保持在一种相对落后的状况之中而陷入崩溃。因此，我们只有恢复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世界历史视野，克服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为“牛鬼蛇神”的“恐惧”心理，实行改革开放，主动学习西方社会的先进文明成果，把自己主动地纳入全球化的过程之中，才有可能快速发展和强大自己。这正是我们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功之处。
其次，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也起着一种基础作用。说我们的学术研究应该以马克思主义为基础并不是说我们要像过去一样，用一种教条化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去裁剪一切。这种戴着有色眼镜看世界的方式已经被证明为一种有害学术研究的方式。马克思主义对我国学术研究的基础作用表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为学术研究提供现实平台的支持。没有自觉地改革开放，没有和西方世界的交往，我们的学术研究就不会有今天的局面。另一个方面，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的学术研究有一种方法论的作用，这种作用就是给我们提供一种全球化的视野。学术研究不是一种“纯粹的光”，而是在一定的时代背景之中进行的，我们的学术研究一定要结合时代的特征进行，要始终意识到自己是在全球化这一背景中进行的，因而不要为一些狭隘的偏见所障碍。我们应该有一种开阔的视野，不能搞唯我独尊的一言堂，不能自以为是。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传统学术的基础是共同体
而且，中国作为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国家，在共同体的结构上又具有特殊性，这就是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建立起来的若干小的共同体之上，又有一个大的作为统一体的大共同体存在。在小共同体和大共同体之间因此存在一种矛盾关系：一方面，只有在小共同体保持稳定的前提下，大共同体的统治才能够维持；另一方面，如果小共同体过于稳定和团结，又会成为一种对抗统治者的力量。大共同体和众多小共同体之间的矛盾促使我国传统思想形成了儒表法里的特殊结构。儒家思想注重道德教化，促使老百姓自觉地来忠实于统治者。换而言之，儒家学说的存在有利于小共同体的稳定。法家则教导统治者通过权、术、势等手段来维护其专制统治。换而言之，法家学说就在于教给统治者即大共同体的代表以驭人之术。儒表法里的结构代表着中国传统社会中两个层次的共同体之间的关系。自从英国侵略者用枪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原来的天朝帝国就陷入了古今中西之争，“中国向何处去”成为时代的主题。中国知识分子几乎一致认为我们不能再像原来一样继续下去了必须有所改变。而中国要走上新的自强之路，首先就要对传统思想进行反思和改造。这种反思和改造当然不是全盘否定，而是批判地扬弃。
从历史的发展过程来看，在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之间存在内在的联系（关于学术共同体请参考：《学术规范与学术共同体》），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讨论俄国“不通过卡夫丁峡谷”的时候，认为俄国在响应西方无产阶级革命和吸收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出来的积极成果的前提下由于自身所包含的公有制因素，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社会的“卡夫丁峡谷”而过渡到社会主义。既然在经济基础上共同体和自由人联合体之间存在这样的关联，那么在思想上同样存在相应的关联。因此，对于中国传统思想，我们必须采取去其糟粕、承其精华的态度来对待，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全盘否定。全盘肯定者今天在理论上很难站得住脚，但是全盘否定在我国历史上却曾经上演过。然而思想不仅仅是一种理论，同时也是一种行为方式的抽象存在形式，当我们对之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时，这些理论恰好又会采取一种新的方式改头换面地在现实生活中复活这种改头换面的“新思想”往往会比“旧思想”的危害更深，更难以为人洞察。更何况，对传统思想采取全盘否定的态度，我们也就丧失了文化根基，我们的发展也就丧失了基础。就此而言，我们要全盘否定传统思想，本身就是不可能的。我们必须在现代社会的背景下，依据自己的需要来继承和发展传统思想。
如果再仔细来考察传统共同体与自由人联合体之间的差异，我们就会发现，相对于自由人联合体来说，共同体缺少的就是自由的个人，而缺少个人自由，也就谈不上自由联合。因此，我们要在市场经济中参与全球化的过程首先就必须有“个人”观念的凸显，这就需要在与西方思想的交流中吸收它们的个人思想。如果说，在原始社会所有的共同体都保持着某种程度的一致性，即都是在自然条件下以血缘关系为基础而形成的氏族或部落共同体。但是随着这种原始共同体的解体，人类历史开始朝着两个不同的方向发生演变。在亚细亚社会，则在不同的小共同体之上逐渐建立起了一个统一的大共同体，从而使得原始共同体在专制统治中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古希腊和古罗马，由于其地理因素有利于商业的发展，逐渐地建立起了比较完善的法律体系，从而以地缘政治慢慢取代了血缘关系，并最终由于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发展而导致了共同体的全面解体，使得个人得以凸显出来。个人的凸显在近代西方哲学中有着充分的表现。但是，我们吸收西方的个人思想，并不是说就要全盘西化，直接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这种认识显然还没有超出西方一般的自由主义思想。
西方传统思想之所以以个人为基础，就在于其只看到了自由、平等这些抽象观念的意义，却没有发现这种观念背后的经济因素，即人类生存方式的整体变革，没有发现真正的自由平等只能是在世界性的普遍联系之中进行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就在于克服了西方传统文化的这一缺陷，并通过对商品交换这一现实因素的挖掘而发现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的另一种必然趋势：世界历史在市民社会中的生成。
正是在这一发现的基础上，马克思才实现了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超越而建立了全新的科学理论。因此，我们今天仍然片面强调全盘西化，强调西方式的个人自由，那显然是一种历史的倒退。我们只能在全球化的发展过程中，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础上，通过中西文化的交流来促进我国社会的整体变革和学术的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张曙光.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J].哲学动态,2008,(3).
[2]张曙光.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J].哲学动态,2008,(3).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39.
[4]王干才.也“论当代中国学术研究的思想立足点”[J].哲学动态,2008,(9).
[5]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1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