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康有为是中国近代历史上的维新领袖,他系统地提出改革中国政治的主张,虽然这个改革是用改良的方式,但是在当时的中国仍然是一个大胆的尝试,特别难能可贵的是,康有为在探索救国真理的过程中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这应该说在当时的中国是凤毛麟角的,其科技思想对中国的近代科技发展影响很大。
关键词:康有为;科技思想;探讨
科技救国思想的萌生
康有为对科技的认识,要追溯到他对徐继畲的《瀛环志略》的涉猎,还有他阅读了《西国近事汇编》和《环游地球新录》等一些介绍西方的书籍,特别是康有为在1879年去了香港,对西方科技的了解从书本上的了解到直观的感受,“薄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绚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狄视之。”从此,康有为对西学的兴趣大增,并开始涉猎西学书,特别是有关声、光、化、电、重学及各国史志的内容无不“俯读仰思”[1]。由此,他了解了许多西方科技,“吾之于哥白尼也,尸祝而馨香之,鼓歌而侑享之,又有伽呼厘路(伽利略)者,修正哥白尼说,益发明焉。至康熙时,西1686年,英人奈端(牛顿)发明重力相引,游星公转互引,皆由吸拒力,自是天文益易明而有所入焉。奈端之功,以配享哥白尼可也。故吾最敬哥奈二子。”[2]可以说,西方科技的进步给了康有为极大的刺激,在大量涉猎西方科技书籍的同时,康有为的思想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首先,康有为对科技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有了一个全新的认识,“方今竟新之世,有物质学者生,无物质学者死。”他还对世界上的许多国家作了比较分析,“小国若缅甸、安南、高丽,无物质学者立死,文明大国若突厥、波斯、西班牙、无物质学者,少辽缓者死,然削弱危殆,而终归于亡。”[3]康有为进而以事实来论证了自己的理论,“泰西之强,不在军兵炮械之末,而在其士人之学新法之书,凡一名一器,莫不有学,理则心伦生物,气则化光电重,蒙则农工商矿,皆以专门之士为之,此其所以开辟地球,横绝宇内也。”[4]康有为认识到科学的作用是巨大的,科学可以“以小为大,缩远作近,照暗为明,省日增寿,速行开智,倍植人口,开辟地利,增产滋富。”
对西学的涉猎使康有为有了进一步了解西方的愿望,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流亡海外,他利用这个机会,到了许多国家,阿拉伯、埃及、意大利、奥地利、匈牙利、德意志、丹麦、瑞典、比利时、荷兰、英国、美国、墨西哥等国家,增长了许多见识,对科技发展的重要性有了一个直观的认识和体会。
“吾遍游欧、美十余国,深观细察,校量中西之得失,以为救国至急之方者,则惟在物质一事而已。”[3]西方之所以强盛,主要原因在于其有高科技,“盖机器未行之世,人民生计之程度有所限,欲为壮丽而不可得也,故新世之生计享用,皆机器为之超擢,今机器过人力者略三是倍,人民生计之程度亦三十倍,可以此推之,甚至物质关于人世之重要也。”[5]
应该说,康有为在当时已经认识到工业化是国家富强之本,“吾既遍游亚洲十一国,欧洲十一国,而至于美。自戊戌至今,出游于外者八年,寐寝卧灌于欧、美政俗之中,较量于欧、亚之得失,推求于中、西之异同,本原于新世之所由,反复于大变之所至,其本原浩大,因缘繁夥,诚不可以一说尽之。
但以一国之强弱论焉,以中国之地位,为救急之方药,则中国之病弱非有他也,在不知讲物质之学而已。中国数千年之文明实冠大地,然偏重于道德、哲学,而于物质最缺......哀我国之人空谈天而迷大泽也。”[5]
从西方的高科技对比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技术、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康有为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与世界的差距是多方面的。“中国者,数千年一统者也,自以为天下而非国,甚至罗马者也,以文物战胜其邻,而晏然自足者也。一旦飞船奇器,排闼破门而入,有若诸星之怪物,忽来吾地,所挟之具,皆非吾地所有,空吾地之物而无以拒之,则必全地苍攘,沈沈而莫测,彷徨而无术”[3],在世界“政俗学艺,日新月异,优胜劣败,淘汰随之”,以我“守旧闲置无知无欲之国民,投入列国竞争日新又新之世,必不能苟延性命矣。”[6]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民族危难促使康有为去寻找救过途径,在对东西方比较的基础上,他认识到西方物质文明及科技发展对一个国家综合国力的作用。他开始萌生了科技救国的思想。他认识到科学是近代物质文明的基础,“富民之本,在精治农、工、商、矿、转运之业而更新之。然是五业者之竞争,非精于物质之学则无从措手也。故今日者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借物质之学,不以举国之力,全国之才,亟从事于物质之学,是自恶其国之寿,而先自绝之也。”[7]
系统的科技救国思想
康有为的科技救国思想是比较系统的,他认识到要想使国人认识科技的重要性,首先必须让中国人了解科技的重要性。而要达到这一目的,翻译西书和创办报刊是必不可少的。在当时,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非常活跃,在他们的奔走努力下,成立了一大批译书团体,如北京的官书局、上海译书局、南洋公学译书院、大同译书局、上海译书公会等等,他们翻译了一大批有关史志、政治、交涉、兵制、商务、教育等方面的书籍。1895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一书,比较全面地介绍了欧美各国的历史。《列国岁计政要》一书,对世界各国的基本概况作了细致的介绍,内容涉及到了美国、俄罗斯、意大利、希腊、英国、德国、法国、埃及等国家,对这些国家的政治、人民、土地、交通都有所涉猎,使闭塞的中国人眼界大开。
为了使科技救国的思想深入人心,康有为等维新志士还认识到创办报刊和杂志的重要性。如1895年创办的《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曾刊登《地球万国说》、《地球万国兵制》、《通商情形考》等文章,反映了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愿望。1896年,上海强学会创办了《强学报》,刊登了许多文章,如《论会即荀子群学之义》、《开设报馆议》等文章,强调开设学会和创办报纸的重要性,并且提出了开议院的政治主张,在《强学报》第二号上发表的《变法当知本源说》一文,具体提出了开议院的主张,“向使中国幡然改图,土风一变,国是既定,然后开议院,立议员,以通上下之情,重官俸,疏官阶,以正吏治之弊。纲举目张,风行草偃,余事何足为哉。”
1896年8月,上海的《时务报》创刊,由维新派人士黄遵宪和汪康年创办,聘请梁启超担任主笔,梁启超先后发表了《论报馆有益于国事》、《西学书目表》、《古议院考》、《论中国积弊由于防弊》、《论君政民政相嬗之理》、《说群自序》等多篇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文章,影响非常大。人们从中了解了世界的大事,通晓世界的时局,从而破除了狭隘的陈旧观念。
1897年4月22日,湖南创办了《湘学报》,《湘学报》分史学、掌故、舆地、算学、商学、交涉等六个部分,不仅介绍和传播了自然科学知识,而且还涉及到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史学等方面的内容。1898年3月7日,由湖南维新运动的倡导者之一的唐才常主编的《湘报》创刊,主要内容是刊登论说、奏疏、电旨、公牍、本省新政、各省新政、各国时事、商务等等,并且大篇幅地介绍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改革和西方的社会学说。
据不完全统计,维新运动时期大约创办了三十多种报刊,形成了资产阶级报刊创办的一个新高潮。这些报刊刊登的许多文章以介绍和传播西方科学知识为主,还刊登了宣传维新变法思想的政论文章,如维新派在澳门创办的《知新报》,其主要撰稿人大部分是康有为的弟子,所以,在其所登载的报刊上,介绍康有为的着作、宣传康有为的变法思想就成为其主要内容。还刊登了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奏折等,它曾刊登了梁启超的《公车上书请变动科举折》和《保国会演说》
等等,特别是因其远在澳门,在戊戌政变后,国内讲求维新的报刊都遭到停办的情况下,《知新报》还继续刊登了一些戊戌政变的一些情况。在其80册、82册、85册、88册都有《北京要事汇录》,记载了有关政变的一些新闻。对研究戊戌变法运动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中,比较难能可贵的是他认识到了开民智和对人才的培养的重要性。他认为人才匮乏和教育落后是中国贫穷落后的根源。通过对西方国家的考察,康有为认识到基础教育的重要性,“美国小学增设机械、制木二科,多为万物缩型,以小木小机,与幼童仿造之,力之合之,削圆作方,电线面体螺线椭圆引机索线,习之极熟,故长而习成自然,故能精思日出,新器多创,即其愚钝贫人,亦可少长而就一业,其谋生计,固已预教于公家小学中矣。美人之胜欧,全在此着。”康有为建议中国向西方国家学习,“令全国小学,立增此二科,大购缩型之物,若宫室桥梁、市场、道路、铁轨、电线,以及国俗通常器物,乃至各种机器,以多为贵,令儿童每课以一二时为之,久习生精,将来十数年,物质之人才辈出,与美争新,而跨英轶德,亦可由此而生矣。”
康有为还认识到引进人才的重要性,他指出世界上许多国家都有此认识并已经付诸实践,“今德人之工商学之所以大盛者,由不惜重资,以聘名匠,法人吝之,此法之所以不如德也。俄彼得之变法也,亦大聘英、法、瑞、荷之名匠,考试其上者而用之。”康有为进而指出当今世界“各国人才至多,争欲自炫其长,若我能出重资而聘之,则各国实业专门绝出之技艺,不数年间,可尽收吸之也。”[3]
康有为还用事实论证科学发展的重要性,“东事大败,割台湾,赔巨万,举国痛之,臣以为此非日本之所以胜我也,乃吾闭关之自败,而人才不足用也。”更为严重的是长期的闭关政策导致中国人“问以新世五洲之舆地国土政教艺俗,盖皆茫然无睹,瞠目挢舌,若罔闻知,猝以投之大地交通万国之世,以当各国之新法新学新器,安有不败者哉?”“今经欧洲大战之效,物质之发明盖盛。五十六生的之巨炮可轰二百余里,飞天之船可十六时而渡大西洋。德之强而欲吞全欧,以物质。英、法之能力抗四年,以物质。美之富甲全球,以物质。凡百进化,皆以物质......”[3]。鉴于以上的认识,康有为指出:“故今日者无论为强兵,为富国,无在不借物质之学。......故以其通贯言之,则数学及博物学也;以其实物言之,则机器工程学及土木工学也。......有此者为新世界,则日升强;无此者为旧世界,则日澌灭。”[3]
为了更好地了解科技发展的重要性,也为了更直观地了解和学习科学技术,康有为还提议中国人要走出国门,到西方发达国家去学习和参观、留学,并且自己把这一建议付诸实践。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利用流亡海外的机会,周游世界,他曾到过香港、日本、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哲孟雄(锡金)、缅甸、印度尼西亚、安南(越南)、暹罗(泰国)、锡兰(斯里兰卡)、突厥(土耳其)、阿拉伯、巴勒斯坦、英国、意大利、法国、德国、瑞士、奥地利、匈牙利、丹麦、挪威、瑞典、埃及、美国、加拿大、巴西等国。在当时的中国,可以说,没有人能超过他的。对于自己周游世界的目的,康有为曾这样表述,“夫中国之圆首方足,以五万万计,才哲如林而闭处内地,不能穷天地之大观;若我之游踪者,殆未有焉。而独生康有为于不先不后之时,不贵不贱之地,巧纵其足迹、目力、心思,使遍土地,岂有所私而得天幸哉!天其或哀中国之病,而思有以药而寿之耶?其将令其揽万国之华实,考其性质气味,别其良,察其宜否,制以为方,采以为药,使中国服食之而不误于医耶?则必择一耐苦不死之神农,使之遍尝百草,而后神方大药可成,而沉疴乃可起耶......?”[8]。他要从世界各国的成功经验中为中国寻找“药方”。
在康有为的科技思想中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就是对教育的重视,而且自己身体力行,通过对中国教育状况的考察,他认为“以国民之愚,而人才之乏也。非别制造新国之才,不足以救国”,于是“乃决归讲学与粤城”[9]。他已经认识到“欲任天下之事,开中国之新世界,莫亟于教育”[10]。为此,康有为创办了“万木草堂”,培植万木以为栋梁。可以说万木草堂是康有为培训政治活动人才的基地。在教学方法上,康有为不拘泥于传统的教育方式,采用西方的新理新法,他的学生张伯祯在《万木草堂始末记》中曾这样记载:“先生之讲学也,亦以穷理创义为要旨,广罗英才而教育之,求广大之思想,脱前人之窠臼,辟独得之新理,寻一贯之真谛。”[11]
梁启超在回忆万木草堂时,评价自己的老师:“教授弟子,以孔学、佛学、宋明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12]对于康有为的教学内容,梁启超曾这样概括,“先生讲学于粤凡四年,每日在讲堂者四五点钟,每论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又引欧美以比较证明之,又出其理想之所穷及,悬一至善之格,以进退古今中外,盖使学者理想之自由,日以发生,而别择之智识,亦从生矣。”[12]康有为就是这样以中西兼顾的教学内容培养了一批有用之才。
可以说康有为的科技思想在当时的中国是难能可贵的,他已经认识到科技的重要性,在对中国社会科技落后原因的探究中,提出发展科技的策略思想,百日维新期间,康有为曾上了一系列的奏折,其中比较着名的有《请废八股以育人才折》、《请厉工艺奖创新折》、《请广译日本书派游学折》、《请开学校折》等。其科技思想对于引进近代西方科学技术,改造中国全体国民的观念,改变中国数千年来对科技的冷淡的风气,树立近代科学观,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楼宇烈整理.康南海自编年谱:6.
[2]康有为.诸天讲[M].楼宇烈,整理.北京:中华书局,1990:13.
[3]康有为.物质救国论[G]∥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1.
[4]康有为.日本书目志自序[M].上海:上海大同译书局,1897:1-3.
[5]康有为.法兰西游记.
[6]康有为.请厉工艺奖创新折[G]∥康有为政论集:上册,288.
[7]蒋贵麟.康南海先生遗着汇刊(第15集):物质救国论[M].台北:台湾宏业书局有限公司,1976:19.
[8]康有为.欧洲十一国周游记.
[9]陆乃翔.新镌康南海先生传.
[10]梁启超.康有为传.
[11]张伯祯.万木草堂始末记[G]∥康有为撰陈汉才校注,长兴学记.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90.
[12]周德昌.康南海教育文选[M].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