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王夫之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学者，他的学术思想，有鉴于明王朝兴衰变乱及感于个人人生之遭遇，志以继承正统儒学，发往圣精神，寻求治乱变通之旨。考查其学术思想之成长轨迹，可窥其学之大略。
关键词：王夫之；儒学；成长轨迹
一、王夫之学术之大略
明清之际是儒学发展的自我批判时期，此时涌现出大批的思想家对宋儒性理之学进行重新审视，意在蹈其实而黜其虚。王夫之便是此阶段诸多思想家中的卓越代表。张立文先生在他的《宋明理学研究》中称王夫之总结性地批判了宋明理学,王夫之“是一个出入于宋明理学，从而构筑了朴素唯物主义和朴素辩证法相结合的哲学形态，把中国古代哲学推向高峰的杰出思想家”[1]。
王夫之的学术思想，以《易》为宗，贯通六经，有见于明王朝兴衰变乱及感于个人人生之遭遇，志以继承正统儒学，发往圣精神，寻求治乱变通之旨。而在一生“希张横渠之正学”的王夫之眼中，惟横渠之学乃为孔子以来的正统儒家学说、诸圣先贤之大法。故其对张载的哲学着作《正蒙》悉心注解，成《张子正蒙注》一书。他在《张子正蒙注·序论》中有言：“张子之学，上承孔、孟之志，下救来兹之失，如皎日丽天，无幽不烛，圣人复起，未有能易焉者也。”“张子之学，无非《易》也，即无非《诗》之志，《书》之事，《礼》之节，《乐》之和，《春秋》之大法也，《论》、《孟》之要归也。自朱子虑学者之骛远而忘迩，测微而遗显，其教门人也，以《易》为占筮之书而不使之学、盖亦矫枉之过；几令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继天立极，扶正人心之大法，下同京房、管辂、郭璞、贾耽壬遁奇禽之小技。而张子言无非《易》，立天，立地，立人，反经研几，精义存神，以纲维三才，贞生而安死，则往圣之传，非张子其孰与归！呜呼！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张子之功，又岂非疏洚水之岐流，引万派而归墟，使斯人去昏垫而履平康之坦道哉！是匠者之绳墨也，射者之彀率也。”[2]
王夫之在其《周易内传·发例》中论及孔子治《易》与自己《易》之精神，此亦其整体学术精神，后人对其承继孔孟以来之圣贤学脉亦多有论及：“孔子又即文、周《彖》、《爻》之辞，赞其所以然之理，而为《文言》与《彖》、《象》之传；又以其义例之贯通与其变动者，为《系传》、《说卦》、《杂卦》，使占者、学者得其指归以通其殊致。”[3]“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占义不占利，劝诫君子、不渎告小人为用；畏文、周、孔子之正训，辟京房、陈抟日者黄冠之图说为防。”[4]“其学无所不窥，于《六经》皆有发明。洞庭之南，天地元气，圣贤学脉，仅此一线耳。”[5]王夫之之学术，承继儒学精神，发挥张横渠之学，以求治乱之道，在明体达用方面，挥斥佛老、指点宋儒，实开拓儒家明体达用、内圣外王之学术路向。
二、王夫之其人纵观
王夫之的一生经历，可知他是一个典型的儒家学者：生于明清之际那个“天崩地解”（黄宗羲语）的时代，出生时，明王朝虽然表面统一，其实已呈现溃败之几，他4岁起读书，7岁时读完了十三经，14岁考中秀才，21岁与人组织“匡社”，24岁乡试中举。此番经历，属于当时一个典型的儒生的成长过程。
明亡后，他与人发动起义，试图阻止清军南下，兵败后逃亡广西的南明永历政权，后因小朝廷内的权奸陷害，遂回湖南，其间开始学术研究，写成《周易稗疏》、《周易考异》，此后又开始了流亡生活，其间易名更姓，饱受颠沛流离之苦，其间砥砺激发其心智，“六经责我开生面”！
王夫之晚年移居衡阳石船山，在石船山的湘西草堂教书、着述，此阶段，他积一生之学倾心着述，《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张子正蒙注》及他的史论等均成于此间。他一生着作宏富，主要有：《周易外传》、《张子正蒙注》、《尚书引义》、《诗广传》、《读四书大全说》、《思问录》、《读通鉴论》、《四书训义》、《老子衍》及《庄子解》等。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根极理要，宗濂、洛正传”，是学术思想倾向程朱理学一脉，而王夫之幼承家学，受理学思想影响极深。他曾预撰自己的墓志铭：“明遗臣王夫之之墓”，有铭文：“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邱，固衔恤以永世。”
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卷第三章中对王夫之评价颇高，其言：
“明末诸老，其在江南，究心理学者，浙有梨洲，湘有船山，皆卓然为大家。然梨洲贡献在《学案》，而自所创获者不大。船山则理趣甚深，持论甚卓，不徒近三百年所未有，即列之宋明诸儒，其博大闳括，幽微精警盖无多让。”[6]
王夫之既有艰辛的遭遇，又能博学而深思，他积极对传统儒学进行反思，以超人的毅力与坚韧的精神，孜孜以求，纵贯周秦百家和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道学和宋明新儒学；横摄经学、史学、子学、集学，博通诗词。其学术思想之广阔与深沉，学术成就与造诣之高，在传统儒学史上可谓罕有。
王夫之的着作在其去世时尚未有人做全面整理。1840年，湖南新化人邓显鹤主持校刻《船山遗书》于湘潭王氏守遗经书屋，收录经部着作18种，计150余卷。由于印数不多，邓刻《船山遗书》流传不广。至清同治年间曾国藩、曾国荃兄弟以同乡之谊，刊刻《船山遗书》，收57种，288卷。民国19年至22年（1930－1933年），上海太平洋书局出版的《船山遗书》，共72种，358卷。近年湖南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的《船山全书》，附有传记、年谱、杂录，比以前更为周全，而王夫之思想以易学为主线，故历来的版本都是把他的易学着作放在书目最前面，其次第为：《周易内传》、《周易内传发例》、《周易大象解》、《周易稗疏》、《周易考异》、《周易外传》。今按《周易内传发例》之末知，王夫之的治易经历与相关着作的写作顺序如下：28岁时，王夫之“始有志于读易”，其后“避戎于莲花峰，益讲求之”，37岁时“始为《外传》”，五十八岁时“始为《大象传》”，至67岁时“乃于病中勉为作传（《内传》）”，可见《周易内传发例》为最后所作，至于《周易稗疏》与《周易考异》何时所作尚有待考辨。
三、王夫之思想成长轨迹
王夫之《家世节录》中说：“初，伍学父先生与先君为师弟子，而相得如友生。先生藏书万余卷，居恒谓家君：此中郎所以贻仲宣者，行归之子。后先生猝得热疾，懑急不能语。先君恭执药食，先生目语先君，如将有所授者，先君辄俛首不答。归而叹曰：“吾宁负先生治命，不能受仲宣之托也。”[7]潘雨廷先生据此认为，此处且不论王夫之之父朝聘是否接受其师伍定相万余卷书，但王夫之的知识之渊博，自然与伍定相及其藏书有关。王夫之的思想在24岁即崇祯壬午（1642年）已经开始定型，这一年王夫之乡试中举。《年谱》曰：“黄冈熊茂才寔为先生序诗。九月，榜发，中式第五名《春秋》经魁”[8]在他70岁时作《南窗漫记》中说：“壬午初秋，黄冈王又沂源曾，熊渭公寔会同人于黄鹤楼，与者百人，各拈韵赋诗。……渭公笃志正学，有与李文孙论致知书，破姚江之僻。为余序诗，以眉山、淮海为戒。”[9]
由此看出，王夫之诗从眉山、淮海之笔法，文达而少质，言虚而情泛，已有志破姚江之学，其思想关注现实层面由此可见。另一方面，可见王夫之与熊渭公交好，而《明史·忠义传》中记载：
“熊寔，字渭公，黄冈人。移居武昌，嗜古学，尤喜邵子《皇极书》，颇言未来事。十六年元旦，尽以所撰《性理格言》、《图书悬象》、《大易参》诸书付其季弟曰：善藏之。”[10]由此可作推断，王夫之之易学思想难免会受到熊氏之影响，其在《周易内传发例》中记载其《内传》之旨：“大略以乾坤并建为宗；错综合一为象；彖爻一致、四圣一揆为释；占学一理、得失吉凶一道为义。”[11]
另据潘雨廷先生对王夫之《章灵赋》的分析（详见潘雨廷所着《易学史发微》，第366～367页）推知他能隐以京、邵之易预测，可见其治易不仅限于义理，其对象数、术数亦有所究。28岁时，“复奉武夷先生之命编《春秋家说》”。[12]其自序云：“夫之受命怵惕，发蒙执经而进，叙问其所未知。府君更端博说，浚其已浅，疏其过深，折其同三传之未广，诘其异三传之未安……明以详者不复伸，略以晦者弗有诎也。几于备矣。”[13]
总上述分析，此一阶段王夫之30岁之前乃治《易》、《春秋》
为主，旁及《诗》，且对王学之虚亦有所僻。而影响王夫之思想之最深最广的，莫不过《易》与《春秋》，于此可窥其学之大略。
从30岁左右岁开始，王夫之开始经历诸多变故，先是28岁时其妻卒，29岁时其父卒，这一年（1648）他举兵抗清，随后兵败至桂林，事桂王。其间续娶，后又受同僚陷害，33岁时回衡阳。此间，王夫之不忘父训“要行有本末”之旨，35岁时作成《章灵赋》，为其此间讲求易理的收获，同时文章中透出归隐之意，是对南明残朝不再抱幻想。37岁时，借寺院开始授徒，为从学者讲《春秋》，开始作《周易外传》、《老子衍》。
此后数年王夫之不再过问政治，潜心就学，少年抱负一折为寻求古今变乱之理，求贯通六经。其所着《周易外传》已见其贯通六经之旨，他在此书《说卦传·七》中有言：“是故圣人之教，有常有变。礼乐，道其常也，有善而无恶，矩度中和而型成不易，而一准之于《书》；《书》者，礼乐之宗也。《诗》、《春秋》兼其变者，《诗》之正变，《春秋》之是非，善不善俱存，而一准之于《易》；《易》者，正变、是非之宗也。……天下之情，万变而无非实者，《诗》、《春秋》志之。天下之理，万变而无非实者，《易》志之。故曰：《易》言其理，《春秋》见诸行事。是以君子格物而通变，而后可以择善而执中。贞夫一者，所以异于执一也。”[14]
此处执中，乃执道达变，非偏执于一。故此，王夫之此处于《易》之变，已体认到变与不变之道。其在38岁又写成《黄书》，同样在究变通之易道。“呜呼！非察消息，通昼夜，范围天地而不过者，又恶足以观其化哉！”[15]王夫之在47岁时重定《读四书大全说》，于其中有言：“程子以孔子为乘田则为，为司寇则为，孟子必欲得宾师之位，定孔、孟差等。如此说道理，是将孔子竟作释氏‘一乘圆教’、‘四无碍看’。圣人精义入神，特人不易知尔，……圣贤有必同之心理，斯有可同之道法，其不同者时位而已。一部《周易》许多变易处，只在时位上分别；到正中、正当以亨吉而无咎，则同也。”[16]
此处，王夫之的思想结构开始由《周易外传》的“变”渐趋于《周易内传》的“变”中之“不变”，那就是执中。由“六位时成”以至于执中，若再进一步那就是王夫之的“四圣同揆”之论。
王夫之于28岁奉父命编撰《春秋家说》，直至五十岁才得以完成，期间又撰成《春秋世论》，乃于人情物理处探赜索隐，开始贯通《易》与《春秋》，辨其隐显之几。“故夫圣人道穷之叹，非独谓一圣人之道也。先之前古之法，后之万年之人，而无有不穷也。道不穷，圣人不置，故前乎获麟，而圣人犹忧天下，犹欲有为焉。故《春秋》修，王道立，尽人以俟天。君子之学乎《春秋》，学是焉耳矣。”[17]
此即王夫之28至50岁之治学轨迹，大致以《春秋》探治乱之旨，附以《易》以求通变发展。
王夫之57岁时，筑成湘西草堂，益加潜心授徒着述，58岁成《周易大象解》，已明“易为君子谋”之旨，在《张子正蒙注·大易篇》中，王夫之注有：“广释《周易》之指，有大义，有微言，旁及于训诂，而皆必合于道。”[18]此王夫之以应于横渠之道为要，更在59岁时成《礼记章句》进一步反对断章取义，倡力学求道之旨。王夫之于61岁时又完成《庄子通》，其后数年思想进一步精炼，于63岁再成《相宗络索》，但其旨在批佛，不言转识成智，离相宗大旨尚有距离。王夫之早年之作《周易外传》、《老子衍》，凸显儒道之不同，晚年成《周易内传》、《庄子通》又有以道补儒之取向。王夫之学术至此已圆融含混，成就丰硕。
参考文献：
[1]张立文：《宋明理学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9页。
[2][18]王夫之：《张子正蒙注》，《船山全书》第十二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12页、272页。（注：以下所引《船山全书》均为岳麓书社1998年版。）[3][4]王夫之：《周易内传》，《船山全书》第一册，第649、683页。
[5]刘献廷：《广阳杂记》卷二，《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519页。
[6]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06页。
[7]王夫之：《姜斋文集·家世节录》，《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219页。
[8][12][13]王夫之：《年谱之部·王船山先生年谱卷上》，《船山全书》第十六册，第157~158、169、169页。
[9]王夫之：《姜斋诗话·南窗漫记》，《船山全书》第十五册，第877页。
[10]《明史·忠义传》卷二百九十四，《四库全书·史部》，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1]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船山全书》第一册，岳麓书社1998年版，第683页。
[14]王夫之：《周易外传·说卦传·七》，《船山全书》第一册，第1091页。
[15]王夫之：《黄书·离合第七》，《船山全书》第十二册，第537页。
[16]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孟子》，《船山全书》第六册，第1046页。
[17]王夫之：《春秋家说》，《船山全书》第五册，第37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