席卷世界的金融危机，导致全球经济的衰退，特别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更是“哀声遍野”。于是，国内的一些学者或政要便重新鼓噪那些曾经多次鼓噪过的理论，最有代表性的两种，一是金融危机完全是西方特别是美国金融创新过度所致，与他们相比，中国的金融体系是稳固的，创新是适度的；另一就是市场经济存在很多缺陷，必须加大行政干预力度，单纯靠市场的自由调节必然会出大问题。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过时论的盛行，严重混淆了视听，有的说美国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化之路终结了，这些如不加以厘清，为害之大不可估量。

　　熟读历史的人都清楚，这种言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就已经出现过，而且比现在还更有挑战性。上世纪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苏联和美国搞竞赛，一边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大萧条，另一边是苏联高速的经济增长，对市场经济的挑战性言论显得更加有说服力，以至于从那以后，很多国家都争先恐后地进行了社会主义和国有经济的发展，帝国主义成了“腐朽的、没落的、垂死的”资本主义；但到了70年代，由于国有经济的亏损，很多国家都出现了财政危机；上世纪80年代，几乎所有的国家都进行了私有化改革，逆转了二战以来的一系列集体化、国有经济发展的举措，资本主义经济保持了20多年的高增长，腐而不朽，垂而不死。

　　我国市场化改革持续了30年左右，现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是，人们的记忆力竟会如此短暂和糟糕，这样一场危机就让一些人重新走到二战前后的思维当中去了。特别是很多人据此反对中国正在推行的市场化制度，认为政府管制的模式更好。殊不知，中国过去30年之所以有这样快速的经济增长，恰恰是市场化改革的结果。过去的30年，中国本身朝着市场化方向迈进了很多，政府尽量的把经济事务交给市场。市场化进程才是中国过去30年增长的一个根本原因和推动力。既然中国的经济崛起靠的是市场化改革，为什么我们今天反而说市场化不灵了，政府应该更多的干预呢？难道我们要逆转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这恰恰说明有些人对于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增长并不理解。市场改革和全球化开放给中国带来的变化如此之大，增长如此之快，以至于很多人根本不了解背后的原因，也照样可以享受到市场经济的好处，这本身说明市场化是多么奇妙。

　　如果真的不了解倒也罢了，我最为担心的是那些肚里揣着明白的人。这些人清清楚楚地知道市场经济的优越性，但他们仍然昧着良心反对市场化的推进，其根本原因在于对利益的怀念和贪婪。我曾经从经济角度将权力划分成市场权力和行政权力两种，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变的过程中，行政权力和市场权力之间的斗争十分激烈。计划权力拥有者面对既得利益，不忍心放弃，要为“扞卫”这种利益进行不懈斗争。

　　当市场权力侵占其已有空间时，便会找出各种理由予以阻碍，甚至不惜动用强制力量予以绞杀。

　　但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人心，那种明目张胆的绞杀已经不得人心，最为巧妙的办法就是利用当前的危机，找出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罗列一下，他们那些冠冕堂皇的理由无外乎以下几种：

　　一是国家经济安全。很多领域不让市场介入，理由是事关国家经济安全。一提到这个问题，似乎就成了禁区，谁也不敢去碰。其实，究竟什么是国家经济安全，如何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则需要深究。比如，在我们的实践中，很多人坚持只有做大做强国有企业，实行和加强国家垄断，才能保证国家经济安全。为此，政府对一些国有企业则百般呵护，大力扶植，资源无偿或者低偿拨给或授予国有企业，通过租金向企业进行利益输送，把资源要素租金变成垄断者的超额利润，有的还要对其所谓“亏损”给予补贴。一些重要的高盈利的关键领域，或者不允许民营企业涉足，或者即使进入，也让你死不了，活不旺，只能惨淡经营，勉强度日。一些垄断部门利用起垄断地位，已经富甲天下，称雄四方，而提供的产品服务，假冒伪劣也不少。然而，我们还要给其注资，让其做大再做大。与此相适应的是，这些国有企业对权力拥有者的回报，最近屡屡出现的腐败案件足以证明了这一点。

　　二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现在，有些人经常挂在嘴上的就是社会主义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这已经被一些人抬高到吓人的高度，说成是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最根本体现，以至于人们一提到这个就陷入一种不思或不敢思的状态。这里的关键是怎么集中的问题，集中难道就是培育国有经济，就是要通过行政集中。事实上真正集中的力量还是来自中小企业和广大人民群众的税收，国有企业的高薪、挥霍、浪费损失了多少国家财产。其实，通过国有垄断和行政权力的集中是集权制的共同特征，只是这种体制下政府强制动员能力的一种表现。由于制度和政策措施上的扭曲，维护国家经济安全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一个重要后果是，国进民退，改革反复。

　　三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在全党开展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是一件十分有益的好事，但有些人却利用这一借口，对有碍自己私利的发展思路和做法，动辄以“科学发展观”的大帽子予以扣压。

　　符合自己利益的，都是科学发展；不符合自己的，都不是科学发展。喜欢用看得见的那只明手，替代另一只起主要作用的看不见的手，出台的各种举措动辄一竿子到底。殊不知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发展的目标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是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

　　四是宏观调控。市场经济有缺陷，这是包括自由经济学派的所有经济学家都承认的，正因为如此要进行适当的宏观调控。但宏观调控只能而且必须是辅助手段，而非主要手段。但时下的做法却与传统理论大相径庭，一些人动辄挥舞宏观调控的大棒，不仅把手中现有行政权力用足用好用到极致，还将原已下放给市场的权利逐步收了回来。当经济过热的时候，信贷、土地、审批权统统上收，投资5000万以上的项目都要报到国家部门备案；当经济过冷时，从国家银库里拿出钱来批项目，整天督促下面快投快投。

　　难怪民间戏说一些部门，开始铺的是木地板，后来换成了瓷砖，再后来换成花岗岩，这样下去恐怕要换成钢地板了。

　　五是改善民生。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本质要求，也是我们开展任何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但改善民生并不是只有国有部门才能改善，并不是只有行政手段才能改善，相反，通过市场手段改善效率最高。但现在的情况恰恰相反，凡是涉及民生问题，几乎都由国有部门垄断，几乎都通过行政手段进行运作。很多城市公共交通、长途客运本来已经进行了市场化运作，但在一些部门一些人的极力“倡导”下，又重新回到国家怀抱，政府背上沉重财政负担不说，其服务质量、服务态度之差受到全社会的普遍谴责。

　　六是稳定问题。现在有一句非常流行的口号，就是“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毫不夸张地说，各级领导谈稳色变。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以稳定为借口，阻止市场化进程，阻止各项改革的推进。为什么现在改革难以深入，甚至有倒退迹象，就是既得利益集团的阻碍。他们摸清了行政当局的最怕，往往夸大不稳定局势，只要一项改革可能浸蚀他们的利益，他们就以稳定为由予以阻止。孙立平教授多次写文章呼吁，不要过分夸大不稳定因素，要大胆推进各项改革，但应者寥寥。

　　所有这些，已经造成了我国市场化进程的缓慢甚至倒退。日前出版的《中国私营经济年鉴（2006年6月—2008年6月）》说，近两年来，中国个体私营等非公有经济继续保持较快增长，但发展势头开始放缓。从企业数量来看，2000年至2005年中国登记的私营企业户数年平均增长率为19.6％。但是2006年只比上年增长15.8％，2007年只增长10.7％，同前5年的增长率相比，分别减少了3.8个和8.9个百分点。2008年上半年，中国登记的私营企业（含分支机构）为623.9万户，比2007年增加20.9万户，增长3.45％。

　　如果不计算分支机构，只增长2％。

　　这一趋势目前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愈演愈烈。在当前“保增长”的大环境下，一些资金项目投资等其他方面的资源配置进一步向国有经济集中的趋势已经开始显现。地方政府、大型基础设施建设、大型投资项目和大公司仍然是大银行集中授信的主要对象。4万亿投资计划中，绝大部分是政府推动的投资项目，包括相当大比例的基建项目和工业投资项目，近90％的项目为国有大中型企业拥有，民营企业很难参与；在十大产业振兴规划中，大型国企也是受益最多，而中小企业（民营经济占95％以上）并不明显，甚至受到排挤和压制，导致新一轮的“国进民退”浪潮。改革30年的历程表明，民营经济的崛起是导致中国经济增长奇迹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令人忧虑的是，当前在内忧外患的形势下，一轮新的国有化浪潮有正在兴起的趋势，而以中小企业为主的民营经济，在经济危机中处境艰难。对此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如果在这一轮经济危机后，出现国有经济的比重显着提高，对资源控制力和市场控制力程度极大加强的情况，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中国经济长远的稳定发展。因为一个充斥着国有企业“大佬”的市场，意味着市场化进程的倒退，未来社会经济资源的配置可能进一步扭曲，效率将更低。

　　陈志武教授研究成果表明，我国现有资产总额中，国有成份占到了76％，民间成份只占到24%。国外经验表明，国库钱越多，政府就会越专制，民富才是民主法制的基本条件。放松政府对社会经济事务的控制，极大地给予人们进入市场、从事经济活动的自由，让民间的活力自然地、自动地发挥出来，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唯一正确的道路。人们期待着那些已经对国资、外资开放的领域和那些尚未开放的国家垄断行业，例如石油和天然气、电力和水处理，以及金融、保险等金融行业，还有第三产业中的铁路、公共交通、信息技术和电信、水利和环境、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文化教育等投资回报率都较高、很长时间以来对民资都有很大吸引力的行业，都可以对民间资本开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