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新闻学的视角探究伤痕文学出现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伤痕文学具有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伤痕文学充分吸收了新闻报道真实性的特点；伤痕文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真实信息的迫切要求；伤痕文学的出现加剧了文学的新闻化和事件化。
关键词：伤痕文学；新闻学；文化大革命；视角；历史意义
伤痕文学是20世纪80年代出现在中国文坛一次文学思潮，距今已30年。3O年来，学术界对伤痕文学的研究均从纯文学的视角切入，研究范畴包括伤痕文学的兴起、演进、解构、叙事方式、话语等，几乎很少从新闻学的视角去探究伤痕文学。而近三十年中国文学从“伤痕”、“反思”、“改革”、“寻根”到“先锋”、“新写实”、“新历史”、“底层写作”，文学命名及涉及的内容几乎离不开新闻事件。特别是21世纪的今天，电脑、电视、广播已走进千家万户，互联网的时代，传媒的飞速发展，促使了新闻文学的繁荣，出现了纯文学越来越“瘦”，新闻文学越来越“肥”的趋势，所以从新闻学的视角探寻伤痕文学，其学术价值和推动新闻文学进一步繁荣的现实意义，是毋庸置疑的。
关于伤痕文学可以理解为：“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文学创作者从“四人帮”文化专制主义的桎梏中解放了出来，他们使用了恢复本来面目的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首先对“文化大革命”的真实情况，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及其给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和创伤，作了令人震惊的真实揭露。这一大批带有浓重悲剧色彩的作品由于集中地反映了“文化大革命”给人民留下的“伤痕”这一主题，因此被名为伤痕文学?。其主要作品包括了，刘心武的《班主任》(1977)、卢新华的《伤痕》
(1978)、从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1980)、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1981)，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1980)等。这些作品均以反映特定历史阶段源于政治谬论导致的个人的不幸遭遇、以及表现个人内心的情感创伤为主要内容，从各个侧面反映了文化大革命中尚未为人知晓的罪恶。这样的作品，显然与之前的当代文学写作的主题、内容、人物形象上有了明显的不同，它更真实可信，因此具有新闻的特质。另外，作品的内容大多巧妙地结合了时局和新闻事件，直截了当披露荒诞的“文革”政治对当下国民精神的愚弄、理性被放逐的现实。因此，从新闻学的视角研究伤痕文学的历史意义是很有必要的。
从新闻学的视角探究伤痕文学出现的历史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伤痕文学具有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伤痕文学充分吸收了新闻报道真实性的特点；伤痕文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真实信息的迫切要求；伤痕文学的出现加剧了文学的新闻化和事件化。
一、伤痕文学具有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表现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以宣传执政党的政治纲领、执政理念为主的“政治教化”，二是以宣传所处社会基本道德规范、道德意识为主的“道德教化”。而文学是人学，文学的发展过程其实就是人类的情感发展历程，反映人类的内在心性，以表象和情感构建能够唤起人们审美情趣的文学形象，吸引和感染读者。
因此文学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是间接的、潜移默化式的。也就是说，人们在阅读文学作品的过程中，随着情感和思想与文学意境、意象、意蕴的融合而产生共鸣，从而使智慧得到启迪、情操得到陶冶、人格得到升华。由于伤痕文学是一个只有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才能注入新的理解和历史力量的非常文学史的概念。它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凸现政治教化和道德教化。
就伤痕文学存在的社会历史文化氛围而言，1976—1980这段时间的社会政治思想正处于破旧立新的激烈变化时期。文学创作者的思想得到了解放，原先束缚自由创作的条条框框被解除，广大作家终于能够畅所欲言的抒发胸臆、排除顾虑、言其所想、抒发所感，他们对“文化大革命”中丑恶现象的暴露与批判，对“四人帮”罪行的声讨，大大加强了文学的新闻性。如这批作家中打响首炮的短篇小说《班主任》(1977)。1977年，我国人民正面临着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并肃清其流毒的艰巨任务，刘心武的《班主任》率先将我国十年来所遭受的巨大灾难通过真实的生活画面反映出来，揭示了当时社会上一个最令人关注的迫切的社会问题——经历“文化大革命”之后，生活中潜伏于人们身上的那些尚不被人们注意的肉伤与危机，并呼吁社会对其加以关注。
《班主任》发表后引起强烈反响，仅编辑部收到的支持这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就不下数千封。有人将《班主任》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做了对比，认为都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深得大家赞同。
社会公众和读者相信，历史记忆是历史的第一见证人，只有这“第一见证人”在场的文学创作，才能够产生震撼力和感人的力量，它的揭露功能才能更凸现。我们发现，伤痕文学的许多作品中，都有第一见证人的影子，例如卢新华《伤痕》
中的女知青晓华，刘心武《班主任》中的张俊石，孔捷生《在小河那边》中的姐弟，张弦《记忆》中的放映员，王蒙《夜的眼》中的我，北岛《回答》、《宣告》中的抒情主人公等等。在那个时候，他们以第一见证人的身份，承载着为全体社会文化成员讲述“十七年”和“文革”历史的巨大功能。
《文艺报》、《上海文学》、《人民文学》等报刊，对于伤痕文学反映当下现实生活给予了肯定，并积极开展了文艺论争，对于破除长期以来政治规范支配文学写作的条条框框起到了推动作用。
如当时的创作界和理论界提出了“现实主义复归”的口号，强调恢复现实主义传统，冲破各种禁区和清规戒律，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反映生活，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正视淋漓的鲜 ”(鲁迅语)。因此伤痕文学大大加强了新闻文学干预生活和影响生活的能力，愈来愈具有新闻的宣传意义和揭露功能。
二、伤痕文学充分吸收了新闻报道真实性的特点新闻报道的真实性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必须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新闻报道真实性反映在对客观世界和现实生活的真实记录上。刘华明在《新闻写作教程》中提出：“新闻报道的具体事实必须真实准确”，高钢在《新闻写作精要》中提到“新闻报道的所有涉及内容必须却有其事，所有事实要素必须真实。” 文学的真实性是指以生活真实为基础，通过概括、集中、提炼出来的真实生动的艺术形象，表现出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和规律性。
众所周知，“文化大革命”后期，新闻机构已经完全被“四人帮”所控制，异化为他们篡党夺权的罪恶工具，报纸连篇累牍登载的多是他们控制舆论的谎言。打倒“四人帮”后，文学又一次历史性地担负起了传播新闻的职能。作家们将10年来新闻不敢涉及的要素，都一一收录到文学作品中来，使读者切身感受到其中某个人物就是自己熟悉的影子，其中某个事件就是自己的一段经历，于是，新闻的真实性和文学性的真实性就被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如丛维熙的《大墙下的红玉兰》，作者以非凡的勇气，闯进了国家监狱这个题材禁区，以血淋淋的真实笔触给我们描绘了发生在这种神圣的无产阶级专政大门之内的一系列令人触目惊心的事件。这一作品，是作者亲身经历的艺术表现，是“解密”与“解冻”后出现的新闻文学作品，对整个社会具有极大的启发和警示作用。
随着，王安忆的《本次列车终点》，张弦的《被爱情遗忘的角落》、古华的《爬满青藤的木屋》、张贤亮的《灵与肉》、孔捷生的《牧马人》等作品的出现，我们不难发现，这些作品中众多人物的典型悲剧命运，几乎每件事情都是确实发生过的，每个人物的命运都是有所依据的。伤痕文学真实地反映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侧面甚至从正面抨击了“文化大革命”给我国人民带来的危害与损失及精神上的巨大创伤，促使人们进行深刻的反思。
伤痕文学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对于真实信息的迫切要求文学形象和新闻形象都是社会生活和反映，它们都把真实作为自己的生命。只有真实地反映了生活本质的作品，才会有积极的社会效果和社会价值。与真实性特征同样重要的是伤痕文学的产生带有时代的烙印，它在新时期的出现有着一定的新闻背景。十年浩劫，冤假错案遍及全国，人民的身心受到极大摧残；经济面临崩溃、行政瘫痪。因此，粉碎“四人帮”后，人们必定要一吐胸中压抑许久的悲愤块垒，作家们正是在这点上顺应了人民的需要，催化了伤痕文学的诞生。1978年5月开始的真理标准问题的探讨给刚刚出现的伤痕文学以有力的支持。特别是1978年l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方针，更给伤痕文学的作家们冲破思想牢笼、真实地从生活实际出发进行创作给予了极大的鼓励。如周克芹的长篇小说《许茂和他的女儿们》所截取的1975年冬这一长期动乱中的短暂转机时期，正是邓小平重新主持工作、对各条战线进行整顿的时期，这就使故事的展开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新闻背景。作品巧妙地将许茂老汉和四姑娘秀云以及大女婿金冬水、四女婿郑百如之间的家庭纠葛、矛盾冲突和社会上纵横交错的社会关系，同当时农村的政治运动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深刻地概括和再现了70年代中期我国农村深广的时代内容。
从新闻学的视角看，许茂这一形象具有深刻的典型意义。他和中国的多数老式农民一样勤劳、节俭、务实、盼望发家致富。土改、互助合作化以后，他相信共产党能带领农民走上富裕的道路。
他曾那么地积极肯干、爱社如家，当过作业组长，“为着集体的事情，整天脸上泛着红光”。但是由于当时极“左”的农村政策，尤其到了“文化大革命”时期，农业生产遭到了巨大的破坏。割资本主义的尾巴，许茂的自留地嫩苗被拔光；堵资本主义的口子，他养的鸭子全被毒死了。这严酷的反常现实给了他极大的打击。他变了，变得自私而又冷酷。大女儿病死，女儿们和乡亲们向他要点木料做棺材，他“巍然地立在大门口，不让人们进去”。许茂原先勤劳善良的天性被严酷的生活扭曲了。这所有的一切都是对当时生活和历史逆转的重现，真实地反映了当时人们的心理状态的扭曲，具有极大的新闻性和真实性。
四、伤痕文学的出现加剧了文学的新闻化和事件化福柯说：“记忆是斗争的重要因素之一，谁控制了人们的记忆，谁就控制了人们的行为的脉动” 因此，占有记忆，控制它，管理它，是生死攸关的。伤痕文学的历史价值在于它是本世纪以来中国的文学与政治与民众意愿这三种力量最协调最有成效的一次统一行动。伤痕文学虽多以哭喊、泪迹、血污、刀痕等感官效果出现，但其核心却是“理性启蒙”而非绝望颓丧，对苦痛的抚摸对灾难的控诉，目的大都在于争是非辨黑白，故而种种阴影、感伤、叹息、呻吟，都不仅是人们对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躯体在流泪，更是老师、家长们想以眼泪洗涤“孩子们”的伤口。由于文学与政治混为一体且四处出击侵入了教育、法律、道德、经济等领域，所以伤痕文学具有明显的非文学性。
伤痕文学的出现，促使作家用记者思维与纪实手法追踪时代热点，文学的新闻化和事件化倾向十分明显。如沙叶新的作品《假如我是真的》
写于1979年，是根据一篇新闻报道的真实事件为蓝本创作的。当时，上海曾发生过一起骗子冒充高干子弟招摇撞骗的事件，在民众中曾广为流传，从而转化为对干部阶层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的愤慨。作家沙叶新以这一事件为创作出发点，在艺术虚构和加工的基础上编写了该作品，在文艺界引起很大的震动与激烈的争论。此作品具有十分明显的新闻文学的特色：一是它的故事本来就取自于社会新闻。二是它所反映的事件正是人民群众所一贯关心的领导干部的特权问题。
1978年下半年，全国开展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同年l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大会对全党、全国工作重点的转移、国内阶级状况的分析、经济文化建设的方针任务等重大问题做出了符合客观实际的新论断、新决策，促使作家们在变动不居的现实面前，发现现实的丰富性与复杂性超过了艺术想象的极限，现实生活的精彩将虚构反衬得苍白无力。作家们的创作更热衷把文学向新闻靠拢，加剧了文学的新闻化和事件化。
伤痕文学冲破了极左文艺路线的各种禁区，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社会问题，伤痕文学不应该是一个仅仅局限于“新时期初期”范围来理解的文学史概念，它其实具有在一个更长历史时段中不断反思历史，也包括要反思改革开放年代新旧矛盾与造成历史伤痕原因之间深层联系的那些内容。伤痕文学不是一个暂时性的文学口号，一段文学叙述，一宗文学使命，而应该居于当代史的核心，贯穿于当代史始终，它是一个只有在反思和批判的过程中才能注人新的理解和历史力量的非常文学史的概念 。
综上所述，伤痕文学作为一股创作思潮，是在一定的新闻背景下产生的，在新时期文学发展过程中产生了积极的推进作用。在新闻的视阈中，伤痕文学是同政治上的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同步前进的，它不仅以真实的画面和生动的艺术形象再现了“文化大革命”的历史场景，让经历和未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的读者永远铭记血的教训，而且它率先以勇敢的、不妥协的姿态，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在思想解放运动中担负起波乱反正的时代使命。
伤痕文学作家们始终在其特定的历史语境中做必参考文献：
要的发言，在文学领域与主流意识形态政治思想解放的呼声一道完成了对“文革”政治的批判。
然而由于自身的局限，对于历史的反思始终未获得真正的超越性思考。同时，伤痕文学其堆砌新闻现实表象的写法，痴迷于追逐如流沙一样的“现在”，缺乏历史与文化的景深，在笔端只剩下仿真的“现实”，抛弃了对现实进行审美提炼和价值透视的“主义” 。
当然，伤痕文学一出现立即引起不同意见的论争。有人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类作品对社会阴暗面“暴露”得太多，对人民的“伤痕”展示得太深，情调过于低沉，影响实现四个现代化。另一部分人则认为伤痕文学的产生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它通过对阴暗面的暴露让人警觉、促人猛醒，引起疗救的注意。当时关于伤痕文学的论争，使它成为新闻报道的焦点，促使伤痕文学成为外在意义上的“新闻文学”。这就引起广大人民群众的关注，使作家更加意识到把文学与新闻相结合的重要性，促使文学作品的典型意义向新闻的真实性偏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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