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学术，实质上是以儒家思想为主导的学术，它哺育、影响、统治丁中华民族两干多年，是我国传统学术最具代表性的“显学”。道家、墨家和阴阳家的学说，虽然也源远流长，植根在中华民族的土地上，但却从来没有真正占过主导地位。无庸讳言，儒家的伦理观、道德观和价值观，有着不少的糟粕，例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伦理观念，“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等级思想， “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的回护原则，都是应该彻底剔除的。即使是那些优秀的部分，也不可避免地要受到历史的局限和打上阶级的烙印，对此我们必须有一个清醒的认识。然而作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往往反映和代表了一个民族的整体意识和行为准则，而且具有极大的相对的稳定性。“中国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而在创造这种灿烂的古代文化中，以孔丘、孟坷、苟况为代表的儒家，是作出了卓越的贡献的。特别在精神文明方面，它对我们民族意识和民族精神的形成，有着不可磨灭的功绩：
第一，在民族气节方面，它激励人们团结御侮，牺牲为国，高举爱国主义的旗帜。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灵魂，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思想核心。在我国历史上，曾经多次受到外族的侵犯，特别是积弱积贫的近代，帝国主义施其蚕食的阴谋，鲸吞的野心，不断扩展其势力范围，企图瓜分中国，然而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始终是历史的主流。接其原因，爱国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这里，我们看看儒家，特别是孔丘和孟坷是怎么说的：
(1)杀身成仁，舍生取义
在这方面，孔孟历来提倡讲大节，立大志，培养至大至刚的浩然之气。他说：“大德不肠闲，小节出入可也。”“不肠闲”，就是不要超过道德规定的范围，伦理许可的准则。至于什么生活小节，有一点出入是不必斤斤计较的。他还说： “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也。u“夺帅”就是改变一个主帅，“夺志”就是改变个人的志节。“三军”可以换帅，“匹夫”不可以变节，气节对于一个人是多么的重要啊!所以他为“大丈夫”树立一个行为的准则，那就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即无论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面对什么样强大的势力，都不能改变自己的气节。孔丘在＜论语·卫灵公)上强调说：“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成仁”就是为了正义事业，而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孟河在＜孟子·告子上)也强调说：“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舍生取义”，就是要献出生命来捍卫正义的事业。他们不但在口头上是这样的强调，而且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也是这么贯彻的。孔子主张用国葬的大礼，去安葬“能执干戈以卫社程”的童子汪阂；孟子盛赞于思在卫国遇到齐寇，拒绝别人劝其离开那里的建议说：“如仅(子思)去，君谁与守?”这是一种与天地共存亡的牺牲精神。正是这样的民族精神，汉·苏武能够啮雪吞毡，在北海牧羊19年而不失汉节；唐·张巡、许远能够在弹尽援绝的时候，独守孤城，阻止安禄山的叛军进犯江淮；宋·文天祥能够在兵败被俘的情况下，拒绝元兵的威胁利诱，作(正气歌＞以见志；明·张煌言、夏完淳能够在清兵占领南京之后，在舟山和松江起兵抗清，兵败被俘，英勇就义。这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财富，中华民族的珍贵遗产。
(2)见危致命，见利思义
在这方面，孔孟历来主张一个人要在危难之际，生死关头，严义利之辨，表现出大仁、大智、大勇的气节来。他说：“临财毋苟得，临难毋苟免。”“苟得”就是不择手段去攫取你所想要的东西；“苟免”就是不借牺牲个人的名节去保全自己的生命。又说：“鸡鸣而起，孽孽为义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孽孽为利者，跃之徒也。”就是说不懈地为正义而奋斗，便是舜一样的好人；不懈地为攫取财物而算尽机关，便是跃一样的坏人。特别是在强大的民族敌人面前，面对着死亡的危险，在国家危如累卵的时候，能不能挺身而出，担当国家的重任。所谓“疾风知劲草”，“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正是要求人们要经得起生和死的考验，经得起大风大浪的考验。所以(论语·宪问＞中强调说：“见利思义，见危授命，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为成人矣。”意思是说遇到国家有危难的时候，要不惜付出自己的生命。(论语·子张＞中也强调说： “士见危致命，见得思义……其可已矣。“临患忘利”，“临危不惧”，是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吕氏春秋·士节＞中也明确指出：“士之为人，当理不避其难，临患忘利。”“当理”就是义理之所在，便不应该避开患难，而应该忘记利害。蜀汉谙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 “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就是一个很好的范例。宋之岳飞，凭藉残山剩水，立志要“收复河朔，直捣黄龙”，以雪靖康之耻。“还我河山”之愿，虽毁于秦桧“莫须有”三字，而忠肝义胆，则可以直薄云天。明之史可法当清军压城、国事日坏之际，内则权奸专制，外则四镇骄横，他不顾一己之安危，奉命督师扬州，困守孤城，严拒诱降，为因而死，重于泰山，也是这种民族精神的具现。
(3)弘毅为怀，任重道远，
“弘毅”就是要有宽广的胸怀，刚正的品性，能够在时间的考验中，担当起国家的重任。这在(礼记)的＜儒行＞、＜苟子＞的＜儒效＞和＜臣道＞等篇章中作了深刻的论述。它要求真正的“儒”，特别是真正的“大儒”，要具备“苟利国家，不求富贵”的品德，“戴仁而行，抱义而处”的操守，“委之以货财，淹之以乐好，见利不亏其义；劫之以众，临之以兵，见死不更其守”的气节。苟子还特别强调真正的“大儒”，要能成为“社模之臣”，“社程之臣”才是国家真正的瑰宝。因此要求他们“虽穷困冻馁，必不以邪道为贪；无置锥之地，而明于持社程之大义。”要求他们“能修百王之法，若辨白黑；应当时之变，若数一二。”要求他们“忠信以为质，端意以为统，礼义以为文，伦类以为理”。这就是君子之道，社程之臣的道，能够在任何情况下实践这样的道，就可以“仰不愧于天，俯不作于人”了。所以说：“朝闻道，夕死可矣。”我们的国家在改革之中，转轨之际，需要的正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他们能以国家的荣辱为荣辱，国家的安危为安危，不计得失，不怕艰难，毅然以天下国家为己任。 ＜论语·泰伯)强调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仁以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远乎?”“仁”就是要担当起澄清吏治、实行仁政的责任，而且要在漫长的岁月、艰苦的道路中勇往直前，义无反顾。这是多么难得的人才啊!昔蜀后主称诸葛亮“弘毅忠壮，忘身忧国”，正是这种品质；宋·范仲淹“为秀才时，便以天下为己任”，正是这种胸怀。苟子认为这样的“士”，国家“得之则治，失之则乱；得之则安，失之则危；得之则存，失之则亡。”是很有道理的。
第二，在政治思想方面，当奴隶制解体，封建制尚未形成的时候，争鸣于春秋、战国之际的诸子百家，都拿出了自己的救国方案，以求得到时君的赏识，推行其道于天下。‘正如＜淮南子·要略＞中所说的，诸子之学，皆起于救时之弊，应时而兴，因势而立，其说至为通达。儒家把建设国家分为两步来走，第一步是建设“小康”的国家，就是要“设制度，立田里，贤勇智”，“示民有常”，在这个时候，允许“货力为己”，“以功为已”，即允许有个人的财货，允许因功受到爵禄、土地的赏赐。第二步是建设“大同”的世界，在这面旗帜上明确标出“天下为公”四个大字，要求“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这些建国的空想，具见于(礼记·礼运＞之中。苟卿在“富国”、“强国”的主张中，特别强调一个“富”字，他认为只有“节用裕民，善藏其余”， “使民以事，事必出利”，百姓才无冻馁之忧，国家才有富强之望。他严厉地批评墨子的学说是用“贫”的办法来建设国家，是要使全国的百姓都生活在“衣粗食恶，忧戚非乐”的生活中，所以他强调说：“故墨术诚行，则天下尚俭而弥贫，非斗而日争，劳苦顿瘁而愈无功，揪然忧戚非乐而日不和”。(＜富国＞)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儒家的建国方略。康有为在(孔子改制序)中无限感慨地说，由于佛老之说的干扰，外族势力的侵犯， “使我中国二千年，方万里之地，四万万神明之裔，不得见太平之世，被大同之乐”，这不仅是康氏的一种空想，也是他当时的政治需要。我们且看儒家们是怎样具体来论述他们的政治思想的：
(1)为政以镕，使民以时、
存仁心，行仁政，是孔孟政治思想的核心。仁政的精髓是“爱人”，是“省刑罚，薄税敛”，是让百姓“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 “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他给人们描绘的具体蓝图是：“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脉狗晶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库序之教，申之以孝梯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孟子·梁惠王上))他认为“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治天下可运诸掌上。”“不忍人之心”，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一片爱心”，“不忍人之政”，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搞福利国家”，其实这正是“惠而不知为政”的表现。孟子把“仁”强调到压倒一切的高度，他认为有了“仁”，便有了一切；背离了“仁”，便丧失一切。他说： “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诸侯不仁，不保社程；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庙；士庶人不仁，不保四体。” (＜孟子·离娄＞)即任何人都要“以仁存心”，“以礼存心”，否则就要身败名裂，为天下笑。“仁政”是对“暴政”而言的，“仁政”得民助，“暴政”失民心，这是无数的历史已经证明了的。“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如何才能得到“民心”?那就要“乐以天下，忧以天下”，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如果你“疤有肥肉，厩有肥马”，而“民有饥色，野有饿拜”，你还能得到“民心”吗?这也是无数历史证明了的。但如果只强调“仁政”而忽视丁法制，实质上是只要“人治”而不要“法治”，是孔子“德政”思想的一个倒退。孔子在提出“为政以德”之后，强调不但要用道德去引导人们，而且要用礼制去规范人们，他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论语·为政))“有耻且格”，就是老百姓不但有了“羞恶之心”，知道哪些事是可耻的，是不应该干的，而且能够自觉地去改正背离“礼”的行为；所以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资在(四书评)中评这几句话说： “由今以思古也，亦对病而下药也。”由今思古，就是要以古为鉴，古为今用；对病下药，就是针对时弊，提出改革的方案。这也就是苟卿为什么要在孔子讲“仁”、孟子讲“义”的基础上，强调“礼”的作用的原因。
(2)己饥己溺，与民同乐
孔盂强调掌握国家权力的人，要对百姓的生活十分关心，对百姓的苦难十分同情。要时刻想到：“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纳之沟中。”他拿禹和程的“己机己溺”之怀，强调执政的人应该“仁民爱物”。他说：“禹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程思天下有饥者，犹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离娄下＞)这就是张载所谓的“民胞物与”之怀。即要把老百姓看作自己的同胞，把万物看作自己的同类。如果你把老百姓看作“土芥”，看作“犬马”，那么老百姓也会把你看作“寇仇”的。他说： “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视君为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这样来看待上下级的关系，是颇有一些民主色彩的。他不反对爱好音乐，不反对建筑园圃，但却强调要“与民同乐”， “与民同之”，否则就要遭到人民的反对，就等于“设陷阱于国中。”他说：“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优。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以老百姓的忧乐为忧乐， 自然能够极大地调动老百姓的积极性，为建设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而奋斗。如果老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食不果腹，衣不蔽体，而你的腰包里胀得鼓鼓的，老百姓就会离得你远远的，就会发出“时日易丧。予及汝倍亡”的怨言。这也是儒家政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 ．
(3)民贵君轻，社程次之。
这是孟子最为闪光的思想，它有着比较浓厚的民主色彩。他说：“民为贵，社樱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宋代的理学家朱烹加以解释说：“盖国以民为本，社程亦为民而立，而君之尊，又系于二者之存亡，故其轻重如此。”明代的进步思想家李蛰则极为赞赏说：“劈头说来，似太奇；细说来，又甚正。只是有识故耳。”前者是为孟子辩解，后者是赞孟子有识，而统治者明太祖读了这段话就勃然大怒，下令罢孟子从把孔庙，并下令删去(孟子＞中的这些民主思想，说明统治者是如何害怕民主思想的。孟子还说：“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封矣，未闻猫君也。”((孟子·梁惠王下＞)又说：“诸侯之宝三：土地、人民、政事。宝珠玉者，殃必及身。”((孟子·尽心下＞)这些话在当时无疑是离经叛道的，而孟子敢于为天下倡，非大智大勇者莫能为。在封建社会里，把这种思想发展到极致的，是明末清初的思想家黄宗费。他在(原君＞中极力抨击君权，一则曰：君主“以为天—下利害之权皆出于我，我以天下之利尽归于己， 以天下之害尽归于人，亦无不可。”再则曰：君主“视天下为莫大之产业，传之子孙，享受无穷。”三则曰：君主“屠毒天下之肝脑，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产业。。“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淫乐，视为当然。”说明君主是天下的“大害”，只有废除它，才有老百姓的生存权，才有老百姓和平幸福的生活。应该说，这种激进的民主思想，是根源于儒家的。
第三，在人际关系方面，强调一个“诚”字，“信”字，“诚于中，形于外”，你想“馈其不善而著其善”，是办不到的。“十目所视，十手所指”， “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你能欺骗得谁呢?所以儒家强调“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论语·学而＞)。“有信”的对立面是“无信”，孔丘严肃地指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元朝，小车无轨，其何以行之哉?”(＜论语·为政))“期”和“轨”是车辕连接衡木的部件，车无它不能走，就保人无信不能立一样。＜毅梁传)僖公二十二年也说：“言之所以为言者，信也。言而不信，何以为言?”就是说“言而不信”，便算不得人讲的话。在“待人以诚”、“言而有信”的前提下，在处理人际关系时，儒家还有一些具体的行为准则：
(1)己所不欲，毋施于人、
我们都应该设身处地去处理人际之间的关系，如果自己不愿意听到“恶声”，而却以“恶声”加于人；自己不愿意受到“暴行”，而却以“暴行”加于人，这是不可能把人际关系处理好的。孔丘曾经提出一个处理人际关系的准则说：“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论语·颜渊＞)这个原则其实在他以前就有人提出过，如＜管子·版法解)上说：“己之所不安，毋施于人。”“己所不安”，就是自己心里得不到平衡，就是无端受到别人的“恶声”和“暴行”，使自己心不安、意不平。这个原则看起来似乎很容易，实践起来却也很难，所以子贡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孔子当即指出说：“赐也，非尔所及也。”(＜论语·公冶长＞)因为要彻底实践这个原则，必须要做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就是＜苟子·不苟)篇所说的：“君子能，则宽容易直以开导人；不能，则恭敬绍细以畏事人”；“君子宽而不馒，廉而不判，辩而不争，察而不激，直立而不胜，坚强而不暴，柔从而不流，恭敬谨慎而容。”一句话，对待别人要宽宏大量，要宽大为怀；对待自己就要严格，要审慎。韩愈在(原毁)中说得好：“古之君子，其责己也重以周，其待人也轻以约。重以周，故不怠；轻以约，故人乐为善。”“不怠”，就是自强不息，努力进德修业，使自己的镕业能够百尺竿头，更上一层楼。“乐为善”，就是乐意做好事，不做损人利己的事，因为人们会感到你没有对他们求全责备，你不是“以众人待其身，而以圣人望于人。”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对待别人，是经常摆在每一个人面前的一对矛盾。处理得好，便可以化敌为友；处理不好，亦可使众颠亲离。难道还不值得重视么!
(2)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
支持别人去做好事，赞助别人实现远大的理想，是好人；引导别人去做坏事，诱使别人去行凶作恶，是坏人。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可是在现实生活中，往往有不乐成人之美，而好成人之恶的人。所以孔丘针对这样的现实，提出“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额渊＞)的行为准则来。孟坷进一步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对待君主是这样，对待朋友也是这样。当你知道朋友有淫恶之心，有邪僻之行，不去加以劝阻，把他的罪恶消灭在萌芽状态，而去逢迎其意，煽成其恶，那不成了教唆犯了吗?、所以苟卿也说：“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该，以不善和人者谓之朔。”(＜修身＞)“先”是倡导，“和”是附和。是拿“善”去倡导或附和别人，还是拿“不善”去倡导或附和别人，是“君子”和“小人”的分界线，是“忠信”和“滔朔”的标志。但人们往往不以诌议者为贼，而以诌谈者为亲；不以忠信者为亲，而以忠侍者为贼，此无他，治朔者顺其意、逢其恶也；忠信者逆其意、揭其恶也。所以我们在与朋友的交往中，要分清是非，辨别善恶，要交“益友“，不要交“损友”。孔丘曾经告诉我们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侯，损矣。”又说：“益者三乐，损者三乐。乐节礼乐，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益矣；乐骄乐，乐侠游，乐宴乐，损矣。”(＜论语·季氏＞)他在这里，既告诉我们什么是“益友”，什么是“损友”，又告诉我们什么是有益的“乐”，什么是无益的“乐”，并把“乐道人之善，乐多贤友”，作为人生的最大乐趣，而把骄纵、游荡、吃喝，看作人生的莫大损害，是值得我们深思和借鉴的。
(3)已立立人，己达达人
“立人”是使人能够卓然有所树立，“达人”是使人能够昭然明于事理。孔丘说：“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自己想有所树立，就要让别人也有所树立；自己想明达、通达、显达，就要让别人也能明达、通达、显达，孔子把它叫做“仁”、叫做“仁者”， “仁”是儒家“存仁心”“行仁政”的核心，孔、孟曾经从多角度、多侧面论述“仁”的含义，而最本质的一点是“仁者，爱人”。这一点和墨家也是相通的。(墨子·经说下＞云：“仁，仁爱也。”他所提倡的“兼相爱”，就可以消灭不义的战争，虽然是善良的愿望，不可能成为生活中的现实，但却是从“仁”字立说的。苟子在论述这一点时，似乎说得更加确切，更加具体，他说： “有社樱者而不能爱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亲爱己，不可得也。民不亲不爱，而求其为己用、为已死，不可得也。民不为己用，不为己死，而求兵之劲，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劲，城不固，而求敌之不至，不可得也。敌至而求无危削，无灭亡，不可得也。”((苟子·君道))苟子论的虽然是“君道”，但亦可通于“臣道”、“友道”。做干部的对人民不亲不爱，要想得到他们的拥护，是不可能的。做朋友的，对待朋友不亲不爱，要想得到他们的帮助，也是不可能的。所谓“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所谓“人必自侮也，而后人侮之；国必自伐也，而后人伐之。”就是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爱人”和“侮人”所得到的回报是完全不同的。但“爱人”不是无原则的“爱”，不是牺牲原则去博得别人的喜欢。＜礼记·檀弓上＞说： “君子之爱人也以德，细人之爱人也以姑息。”“以镕”就是“己欲立而立人，已欲达而达人”；“以姑息”，就是迁就，溺爱，没有原则。“姑息养奸”，就会助长坏人坏事，这也是无数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
第四，在个人修养方面，儒家强调“内省”工夫。 “内省”就是自我反思。孔丘的大弟子曾子说：“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反省的内容有三个方面：即为别人考虑是否忠诚，与朋友打交道是否守信用，学习古代的经传是否有恒。这三个方面，包括了对事、对人、对己的重要原则。一个人如果能够不断地进行反思，进行自我批评，那就可以少犯错误。即使犯了错误，也可以很快得到改正。所以屈原说：“纷吾既有此内美今，又重之以修能。”一个人单靠与生俱来的秉赋是不够的，重要的是要加强“修能“。“修能”就是通过修养而获得的能力和品德。这就是儒家强调“自天于以至于庶人，宣是皆以修身为本”的道理。下面是儒家有关“修身”方面的具体论述：
(1)三省吾身，过无惮改，
“内省”是儒家修身养性的一个重要手段。一个人不可能没有缺点，不可能不犯错误，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的缺点和错误，是“文过饰非”，还是“过则毋掸改”?是“估恶不饺”，还是“闻过则喜”?是一个人对待错误和批评的态度是否正确的问题，是否符合为人处世的原则问题。所以孔丘强调说：“见贤思齐焉，见不善而内自省也。”(＜论语·里仁))看到贤者就想要赶上他，看到坏人就要反省一下， 自己的言行是否也有和他相似或相同的地方?他还说：“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徒，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述而＞)孔子所忧的是不能进德修业，是不能改过从善，而不是“汲汲于富贵，戚戚于贫贱”。他还一再告诫他的学生说： “不患无位，恩所以立”。 ((论语·里仁＞)“不患不己知，患其不能也。”((论语·宪问＞)有的人天天考虑的是没有一个好的岗位，是别人没有发现他的才华，因而屈居下位，埋没英才，自然有“园无人莫我知今”的感叹了。他们就是‘不考虑自己是否真正有所树立，是否真正有经世致用的才能，这就与孔子所要求的距离太大了。苟卿在这方面也有类似的言论，他说：“见善，修然必以自存也；见不善，揪然必以自省也；善在身，介然必以自好也；不善在身，茁然必以自恶也。”((苟子·修身＞)见到好的就要老者实实地藏之于心；见到不好的就要诚惶诚恐地进行反省；已有善行，就要毅然决然地爱护它；已有不善，就要伯珐污自己一样去痛恨它。这就是儒家所倡导的“内省”工夫。
有“内省”还要有“外力”，“外力”就是来自各方面的善意批评。怎么样对待批评呢?孔子说：“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及其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就是说要勇敢地接受别人的批评，不要遮遮掩掩去掩盖自己的错误。孟坷也说：“古之君子，过则改之；今之君子，过则顺之。”((孟子·公孙丑))“改过”与“顺过”，是两种态度，两个极端，是逐渐完善自我，还是逐渐毁灭自己的分水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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