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过去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围绕着艾滋病的起源、后果和防控做了大量的研究。在艾滋病的起源问题上，学者比较关注滋病的社会文化根源、传播途径以及弱势群体的易感性；在艾滋病的后果问题上，一些人探讨了艾滋病对宏观经济和家庭经济的影响，另一些人考察了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在艾滋病的防控方面，学者们在进行政策倡导的同时，普遍重视艾滋痛感染者的社会支持、艾滋病防治的文化敏感性以及NGO的作用。中国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已经取得了巨大进展，未来的工作应该更加关注感染者的主体性和社会适应以及高危群体的亚文化。
　　关键词：艾滋病；社会科学研究；医学社会学；医学人类学
　　一、引 言
　　1985年中国报告了第一例HIV感染者。自此之后，新闻媒体对艾滋病的流行和危害做了大量的报道，其中《嘹望》新闻周刊发表了多篇引人注目的艾滋病报告∞。一些文学期刊也开始刊登艾滋病题材的报告文学，例如，《人民文学》刊登了杜卫东的《世纪之泣——艾滋病的现状、未来与思考》∞，《中国作家》刊登了李锦华的长篇报告文学《走近中国艾滋病患者》。，它们在青年学生中间产生了巨大的反响。正是由于新闻记者和作家栩栩如生的报道，艾滋病这个名词进人了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视线。
　　在艾滋病疫情的早期，同记者和作家的热情相对照，学术界对于艾滋病的反应显得有些冷淡。许多人认为，艾滋病是一个医学问题和公共卫生问题，这不是社会科学领域内学者力所能及的事情。然而，伴随着艾滋病在中国的迅速传播，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到，艾滋病不仅是一个医学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1992年，在我国昆明召开的“艾滋病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国际研讨会上，一位实际工作者就强烈呼吁，面对艾滋病的肆虐，我们要关注社会健康，不能只谈疾病问题①。但是一直到2000年以后，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学者才开始全面关注艾滋病问题。
　　在参与艾滋病防治过程中，清华大学景军教授促成了“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办公室”
　　的成立，清华大学在2001年和2003年联合召开了两次“社会科学与艾滋病防治研究会”，还在中央项目结束时对社会科学学者参与艾滋病项目进行了总体评估。此外，上海社会科学院夏国美研究员的工作也备受关注，在她的主持下，“社会科学与艾滋病理论和实践研讨会”2003年在上海召开⑦。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社会科学类的杂志开始发表艾滋病研究方面的研究报告，有些期刊还组织了艾滋病专题研究。《中国党政干部论坛》2003年第2期刊登了一组从事艾滋病问题研究的专家、学者的文章，具体介绍我国艾滋病的现状、传播特点、引发的社会问题以及预防的重要性，希望各级领导干部高度重视艾滋病的防治问题。两年之后，《社会观察》(2005年第11期)策划了特别关注“中国防艾二十年”，夏国美回顾了中国艾滋病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靳薇介绍了艾滋病流行的女性化趋势，王立民和肖建国分别阐述了艾滋病的立法问题和公共政策干预问题。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等学术期刊也纷纷发表艾滋病方面的研究论文，其主题涉及了中国艾滋病问题的特点与实质、艾滋病的风险与社会预防、艾滋病的污名化，以及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社会歧视③。近年来，《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刊登了大量艾滋病防治方面的学术论文和研究报告，2005年第2期还在“医学人类学”栏目下刊登了一组侧重研究少数民族艾滋病防治的专题文章，此外，这期杂志还发表了邵京的田野记录《有偿献血与HIV感染》、靳薇的《领导干部的防艾意识》、张北川和高芙曼的《同性恋群体的艾滋病防治》，并编译了美国学者季北慈等人发表在《外交》上的文章《中国的艾滋病危机》。
　　过去20年来，社会科学研究者发表了大量的论文④，全部阅读并评论这些论文几乎是不可能的。为此，我想重点梳理一些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内的学者的艾滋病研究，以此来展现社会科学家在艾滋病问题上的研究广度和深度。艾滋病是一种目前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它的潜伏期较长，具有独特的传播方式。由于上述的生物学特征，艾滋病势必会给个体和社会都带来巨大的影响，而国家也会动员各种社会力量来预防和控制艾滋病。基于这种认识，我将在一个时间框架内去梳理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的一些主题，先是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接着是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后果，最后是艾滋病的预防和控制。在这篇评论性的文章中，我希望能够比较清晰地展示社会科学领域内学者的艾滋病防治之路，从而明确我们的成就和不足，以及未来的研究目标。
　　二、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艾滋病的产生有其社会历史，它的起源和传播也会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因素和社会文化传统的影响。在急剧变迁的社会背景下，一些学者比较关注少数民族、女性、流动人口等弱势群体的易感性，而另外一些人比较关注卖淫、卖血、吸毒、男男性行为同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客观地说，在最近lO年，学者们围绕着艾滋病的传播途径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其中，重要文献包括景军的血液市场研究①、张北川等人的男同性恋研究②、黄盈盈和潘绥铭的性工作者研究③、庄孔韶的少数民族吸毒问题研究④。鉴于艾滋病传播方式方面的文献贯穿于该论文的各个部分，为了避免叙述的重复，这里不再单独梳理这方面的文献。为此，我将重点介绍两方面的问题：一是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根源；二是弱势群体的易感性。
　　许多学者注意到了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根源，这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翁乃群研究员、中国人民大学潘绥铭教授以及清华大学景军教授的研究颇具代表性。翁乃群不仅利用既有文本考察了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还在自己田野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了艾滋病传播的社会文化动力。他在考察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时指出，人类对于艾滋病的认识充满了社会文化意义，所以，在探讨艾滋病时，我们不能不涉及它发生于其中的各种社会文化背景⑤。随后，他从“艾滋病社会文化意义的生产”、“被道德化的艾滋病”和“艾滋病的社会性别意义”三方面深入考察了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意义。两年以后，他在探讨艾滋病传播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原因时更加明确地指出，“无论是艾滋病传播的地区不平衡性，还是在不同地区主要传播方式的差异，以及对不同社会群体危害程度的不同均表明，艾滋病的传播与政治经济结构和社会文化制度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⑥。紧接着，翁乃群等人用鲜活的民族志资料进一步描绘了艾滋病在中国传播、蔓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艾滋病的蔓延暗示了社会的不平等以及社会变迁与社会文化制度的不协调⑦。
　　如果说翁乃群等人从人类学的角度考察了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根源，那么，潘绥铭等人的论文则更多地从社会学的角度去解析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在他们看来，中国的艾滋病“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疾病流行的问题，而是具有中国独特色的社会问题：它是后于某些社会问题而出现的，因而具有相当鲜明的社会选择倾向。他们先用西南某地盲目发展经济的例子去说明，并非性病的传播导致了社会问题，而是社会问题导致了性病的传播。接着，他们又用中原农民因卖血而感染艾滋病的例子去证明，艾滋病是农村贫困的产物。他们总结说，“中国之所以会出现艾滋病流行的现状，更多地是由于各种社会因素造成的，而不是艾滋病病毒“自然地”传播的结果”⑧。
　　与此同时，景军关于中国艾滋病风险的分析进一步论证了艾滋病的政治经济学。他用“泰坦尼克定律”来说明社会等级、风险差异与伤害程度之间密切关联：社会地位越低下的人，受到伤害的风险越大，同时，风险意识中的错误知识和恐惧成分越多。他相信，“我国弱势群体在客观层次所面临的艾滋病风险与这些群体的风险认知、恐惧心理以及带有歧视成分的态度和行为处于一种孪生状态”⑨。他引用大量的案例和数据去证明，中国艾滋病流行的实际风险和风险认知都带有深深的社会阶层烙印。这意味着，同富人相比，穷人更容易受到艾滋病的攻击。事实上，在讨论少数民族、女性和流动人口的易感性时，我们通常会注意到贫困因素的作用。
　　云南、广西、新疆和四川等少数民族聚居区是艾滋病传播比较严重的地区，考虑到少数民族感染者的比例远远高于汉族感染者的比例①，相当一部分人类学学者都比较关注少数民族的易感性。客观地说，少数民族地区艾滋病的发生和流行，既有一般公认的原因(如贫困、吸毒、卖淫)，也有独特的社会文化根源。中国人民大学庄孔韶教授在研究川滇的毒品问题时指出，共享习俗、缺医少药、生计危机是彝族人吸食毒品的重要原因⑦。清华大学艾滋病政策研究中心的张玉萍从“文化生存”的角度探索了少数民族在艾滋病流行时面临的风险和易受伤害性。她在回顾相关研究文献时指出，少数民族成为高危群体的根源是复杂的，贫困、失业、教育程度的低下、社会歧视、资讯缺乏等等都是重要原因③。新疆师范大学崔延虎教授在调查新疆民族社区艾滋病传播时发现，这些社区内的人际交往、亲属关系以及特定民族所具有的亚文化特征，在毒品流播和消费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而特定族群历史上关于毒品的文化分类也是导致现代毒品进入这些群体的内在原因，因为这些群体中存在着允许“男人享受某些‘刺激物’的特权”④。
　　许多学者，尤其是一些女性学者，都特别强调，艾滋病的传播是一个与社会性别密切相关的问题，妇女对艾滋病的易感性除了生理学和流行病学的原因外，更具有深层次的社会文化原因。
　　夏国美和杨秀石明确指出，从社会性别的视角来看，妇女所处的不利的文化和社会地位使其更容易陷入艾滋病风险。而艾滋病的难以遏制将导致更为严重的社会性别不平等⑤。龙秋霞在广东省的大规模实证研究表明，社会性别不平等使妇女成为艾滋病的易感群体，传统性文化的渗透会加速艾滋病由高危人群向“良家妇女”扩散的态势，以男性为中心的性行为模式容易使女性处于感染艾滋病的危险之中⑥。靳薇用“艾滋病的女性化趋势”这一概念去说明艾滋病对女性的危害日益严重，在此，她从社会性别的角度分析了艾滋病的流行：同男性相比，由于生理结构、经济地位、社会地位和性别观念等方面的原因，女性更容易受到HIV病毒的攻击⑦。正是基于这一现实，一些学者强烈呼吁在艾滋病项目中有意识地融人社会性别的视角⑧。
　　不少学者还注意到了流动人口与艾滋病传播之间的关系。同常住人口不同，在迁移过程中，流动人口既是艾滋病的易感人群，同时也是艾滋病扩散的重要媒介⑨。．尽管人口流动本身与艾滋病并无因果关系，但是，人口流动与艾滋病病毒传播因素的结合会导致艾滋病病毒的加速传播。
　　在研究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时，我们不能忽视年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等人口变量。夏国美和杨秀石在研究女性流动人口的艾滋病风险时指出，中国的女性流动人口正面临着来自人口流动和性别不平等所构成的双重风险之中。因而，我们不仅要研究艾滋病在流动人口中的传播，更要看到其中的社会性别差异。在她们看来，“女性流动人口独特的经济、社会关系和社会、文化因素的合力使她们在临时或商业的性关系中处于弱势地位，这种弱势地位反过来又破坏了她们坚持安全性行为的能力”。基于此，她们特别强调，人口流动和性别的相互作用是理解女性流动人口艾滋病风险行为增加的关键。
　　三、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后果艾滋病作为一种目前尚无法治愈的传染性疾病，它给感染者带来了巨大的精神压力，并严重威胁了他们的生命。许多艾滋病感染者都遭受着心灵和肉体的双重折磨。不仅如此，艾滋病还带来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后果。在探讨艾滋病的社会经济后果时，学者比较关注以下几个问题：一是艾滋病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二是艾滋病对病人及其家庭经济状况的影响；三是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遭受的社会歧视。
　　经济学家和公共卫生学者比较关注艾滋病的蔓延对中国宏观经济发展的影响，疾病成本(cost of illness)、疾病负担(burden of disease)和经济冲击(economic impact)是他们考察疾病的经济影响的主要概念。简单地说，疾病成本旨在考察疾病的直接费用和间接损失；疾病负担借用世界卫生组织的伤残调整寿命年(disability adjusted life years，DALY)来度量疾病给个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带来的潜在损失；而经济冲击涉及的是疾病的宏观经济影响。袁建华等人使用直接费用和间接费用的概念估算了艾滋病对我国经济发展的影响，他们指出，从1993年到2000年，我国在高低两种流行趋势下的总经济损失在5．4亿和18．7亿之间①。杨红梅和吴尊友在对2000年流行趋势的估算和当时医疗费用基础上预测，到2000年底，全国因艾滋病而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社会经济损失达4924亿元②。刘康迈和袁建华系统地分析了艾滋病对个人、家庭和宏观经济的影响，并用经济增长模型测算出2001—2010年艾滋病对我国GDP的累计影响估计在225亿(低方案)到400亿元(高方案)之间③。最近，李京文和任海英不仅定性地分析了艾滋病对个体、家庭、生产部门、医疗卫生部门、地区经济贸易、国家财政等方面的经济影响，还分别运用伤残调整寿命年(DALY)的算法和投入产出法测算了艾滋病对人力资本和宏观经济的影响。他们特别强调，在2006—2010年这段时期内，艾滋病对我国经济总量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患者个体人力资源的部分或全部丧失，其次表现在对农业生产力的影响及其导致的GDP损失(据估计，5年内总的损失可能超过3700亿元)④。
　　同经济学和公共卫生学者的关注点不同，社会学和人类学更加强调艾滋病对病人及其家庭的经济影响。在这方面，艾滋病和贫困的关系尤为值得关注。2002年8月，受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与国务院扶贫办的委托，景军等人到河南省的两个艾滋病村进行现场考察，并撰写了调查报告《艾滋病与中国扶贫工作》。他们在调查中发现，“艾滋病对这些村庄和村民的各种影响的核心都是贫困问题”⑤。他们明确提出，艾滋病与贫困之间的关系是互为逆反的。虽然经济贫困和文化贫困不是艾滋病的直接原因，但无数的事实说明，经济贫困会导致许多引发艾滋病的高危行为(如卖血和卖淫)，而村民一旦染上艾滋病就会使家庭陷入贫困的深渊：艾滋病不仅加剧了村民的贫困，还引发了新的贫困群体(艾滋病会增加家庭的医疗支出，使病人丧失劳动能力，导致孤儿和单亲家庭的出现)。基于上述观察，景军等人建议扶贫部门从减缓和消除贫困的角度参与艾滋病防治，以便帮助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恢复生产。随后，中国农业大学的李小云和唐丽霞根据三个县的调查资料进一步研究了艾滋病与贫困的关系。他们试图回答如下三个问题：在艾滋病病毒感染者中，穷人占了多大的比重?穷人是否比其他人更容易感染艾滋病病毒?穷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是否恶化了其生计状况?他们的调查资料显示：中国艾滋病的分布特点(地域分布和行业分布)以及穷人对于艾滋病的易感性都表明了艾滋病与贫困之间的互为因果关系⑥。这意味着，在中国，艾滋病同样是穷人的疾病。此外，他们还用一手的数据和案例，从家庭生产、收入支出、生活质量和生活环境四个方面，分析了艾滋病对贫困家庭的影响，包括女性负担的增加、收入下降和支出增加、生活质量的下降以及生活环境的恶化。
　　艾滋病不仅恶化了感染者的经济状况，还使他们遭受了各种社会歧视。在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歧视问题上，一些学者比较关注社会歧视的形式，而另一些学者则比较强调社会歧视的根源。
　　武汉大学的向德平和雷茜比较全面地介绍了中国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社会歧视及其消除对策①。
　　其中，他们关于社会歧视类型的划分值得关注。在他们看来，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社会歧视包括正式歧视和非正式歧视两个方面。正式歧视主要是指现行的法律、法规、条例、政策中包含某些歧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内容，有些法律条款相互抵触。例如，2006年通过的《艾滋病防治条例》
　　规定，艾滋病感染者、病人享有与其他人同等的权利，而1994年颁布的《母婴保健法》则把艾滋病列为“指定传染病”，并明确规定，指定传染病的患者在传染期内“应当暂缓结婚”。非正式歧视主要是指健康人群以各种方式对艾滋病感染者进行疏远、隔离和排斥，对其生存与发展的社会空间进行限制，它主要表现为求学机会不平等、工作机会不平等、歧视性的语言、歧视性的医疗服务等。
　　许多人都会借用戈夫曼的“污名理论”来解释艾滋病感染者为什么会遭受社会歧视②。张有春和李晓林在考察艾滋病报道中的歧视现象时指出，不恰当的新闻报道和宣传材料在艾滋病感染者污名化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们为感染者贴上了各种负面标签。人们倾向于“把艾滋病与卖淫、嫖娼、吸毒和同性恋等不良行为等同起来，认为只有那些道德败坏、行为不检点的人才会感染艾滋病病毒”，从而造成了对艾滋病感染者的“普遍的歧视心理”⑧。稍后，景军在分析“艾滋病谣言的社会起源”时，引用了许多案例去说明新闻媒体的负面报道带来的社会歧视④。
　　景军认为，部分新闻媒体和个别学者持有的所谓“艾滋病感染者一定会报复社会”的观点，在公共舆论中营造了一种敌视艾滋病感染者的声音，这是公众轻率地相信艾滋针刺谣言的一个关键因素。所以，每当艾滋针刺谣言兴起时，公众就会立刻进入集体道德恐慌的状态。他随后补充说，尽管“这种道德恐慌及其背后的信任危机体现着一种集体性的失望，一种对人性的失望”，但“它并不能证明人的美德在中国已经沦丧”。然而，艾滋针刺谣言在中国的演变也告诉我们，“假如我们在怀疑他者的同时还对他者横加污名化的标签，我们就可能遭受到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⑤的惩罚”⑥。
　　需要指出的是，在一些学者探讨社会歧视的形式和根源的同时，还有一些学者分别考察了艾滋病流行与社会歧视之间的经验关系⑦、艾滋病预防和控制中的性别歧视⑥、艾滋病感染者遭受的社会排斥⑨以及艾滋病感染者的污名控制策略⑩。
　　四、艾滋病的预防与控制艾滋病是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离不开社会科学家的参与。社会科学家参与艾滋病防治至少有两个途径：一是政策倡导；二是学术研究。在如何预防和控制艾滋病上，不同学科的学者有不同的关注。如果说人类学家比较强凋艾滋病防治的文化敏感性，社会学家致力于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那么，许多学者，尤其是公共管理领域的学者，都注意到了民间组织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作用。
　　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学者们做了大量的政策倡导工作。例如，2002年，在中英性病艾滋病防治合作项目的支持下，景军组织编写了《艾滋病政策倡导手册》，探讨艾滋病政策倡导中的过程、技巧与方法，作为政策倡导培训的教材。同年，他与哈佛大学的高芙曼联袂在《科学》
　　杂志上发表了《中国艾滋病：即刻行动起来》，呼吁中国政府动员各种政治资源来预防艾滋病的迅速扩散(13。与此同时，靳薇在中共中央党校对地厅级领导干部开展“防治艾滋病政策培训”，并组织相关专家学者编写了《艾滋病防治政策干部读本》②，大大加强了中高层领导的防艾意识。
　　夏国美在《艾滋病防治条例》出台之前主持编写了上海市第一部艾滋病防治的地方性法规《上海市艾滋病防治条例》(专家意见稿)，还深入研究了中国艾滋病的立法框架、社会预防模式的变革以及社会政策推进③；她关于艾滋病防治模式的研究不仅得到了专家们的认可，也引起了政府高层的高度重视。
　　基于价值观念对人类行为的明显影响，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人类学家比较关注地方性的传统文化的作用。翁乃群指出，艾滋病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生物医学问题，它一开始就被赋予了一定的社会文化意义，并且，在不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背景下，它被赋予的社会文化意义往往是不相同的④。因此，只有深入研究艾滋病的社会文化建构及其变化过程，我们才可能制定出更有效的遏制艾滋病蔓延的措施。庄孑L韶关于云南民间戒毒模式的田野研究表明，在应对诸如毒品和艾滋病这样的社会问题时，自然科学的思路和方法论不是唯一的；在自然科学以外，我们还可以运用传统文化的力量，让它提升为坚强的毅力，在一定条件下战胜人类的药物成瘾性⑤。
　　在他看来，小凉山的彝族人民之所以能够有效地打击毒品在该地区的传播，就是因为他们成功地运用了传统文化的力量，就是透过“虎日”盟誓仪式成功地把诸多文化要素(包括强大的习惯法与仪式、家支组织、信仰与尊严、民俗道德、亲情教化)整合起来。稍前，中央民族大学的侯远高等人在四JIl凉山地区开展艾滋病防治时，同样特别关注彝族的社会文化特点⑥。在他们看来，如何在具有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高危社区建立艾滋病控制的有效机制，怎样使本土资源和目标人群进入预防和关怀体系，不仅是当前艾滋病防治策略中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也是社会科学进入公共卫生领域并参与流行病防治的重要课题。
　　与人类学学者从文化的角度去防治艾滋病相对照，社会学学者更多地去思考如何向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必要的社会支持。许多艾滋病感染者不仅面临着肉体上的痛苦和生活上的困难，还面临着社会的歧视与隔离，因此，他们更需要得到社会的支持和帮助。在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问题上，学者们比较关注社会支持网络的构成以及社会网络怎样为个人提供社会支持④。例如，向德平和陈琦主张以社区为基本单位，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各种形式的服务和帮助，其内容既包括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基本的物资、经济帮助和医疗服务等，还包括为艾滋病感染者提供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鼓励艾滋病感染者树立重返社会的信心。在建构艾滋病感染者的社区支持网络时，他们特别强调，社区支持需要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社区的通力合作，需要社会各界的鼎力支援，需要艾滋病感染者的积极参与，也需要社区自身功能的建立和完善①。我在阅读相关文献时发现。许多学者都比较关注艾滋病孤儿和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的社会支持情况。华中师范大学的陆一琼和杨生咏运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法对湖北省152名艾滋病孤儿，从家庭、学校、社区、社会和国家五个方面探讨了艾滋病孤儿的社会支持情况②，她们的统计结果显示，艾滋病孤儿的社会支持状况不容乐观。北京师范大学的尚晓援等人关于安徽省L县、湖北省S市、四川省B市和广西省P市四个地区的个案研究表明，与艾滋病相关的社会排斥严重妨碍了儿童权利的实现③。为此，他们强烈呼吁各级政府和NGO组织去关爱受艾滋病影响的儿童，为他们提供替代性养护、基本生活保障以及社会参与的机会和条件。事实上，在此之前，高耀洁女士就已经注意到了解决艾滋孤儿抚养问题的紧迫性，她建议采取分散抚养(如领养和助养)，并指出了办孤儿院集体抚养的种种弊端④。
　　在艾滋病问题上，民间组织能敏锐地觉察到来自民间及弱势群体的需求，同时更容易赢得受艾滋病影响人群的信任与合作。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夏围美指出，中国要成功应对艾滋病，必须拓展民间组织的行动空间，真正形成政府与民间的合力⑤。在艾滋防治问题上，她特别强调变革艾滋病的社会预防模式、设立国家传染病基金制度以及促进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合作的重要性。
　　牛彩霞在一份研究报告中指出，尽管民间组织在防治艾滋病领域起着不可替代的作用，然而，它的发展面临着资金短缺、人力资源匮乏、法律地位不明确等因素的制约⑥。基于这一现实，她提出了三个层面的政策建议：(1)政府把民间组织当作合作伙伴，提供有利的政策环境及技术和资金等支持；(2)民间组织需要提升自己的能力，加强与政府和其他组织的交流与合作；(3)国际组织应规范其对民间组织的资助，增加透明度。随后，清华大学的王名和刘求实在考察防艾领域民间组织的发展现状时指出，同中国艾滋病流行现状、趋势以及社会需要相比，目前防艾领域的民间组织数量相对稀少，自身能力和掌控的资源有限，社会影响力较弱⑦。在他们看来，要想有效防止艾滋病的蔓延，加强艾滋病的防治，及时发现、治疗、救助和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应当大力推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公众参与，有意识、有计划、有重点地培育和发展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各种民间组织，发挥它们在艾滋病防治领域的积极作用，努力构建艾滋病防治领域的公共服务体系。
　　五、总结性的评论前面，我梳理了中国社会科学界尤其是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内的学者围绕着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社会经济后果以及预防和控制进行的一些研究。概括地说，在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问题上，比较关注艾滋病的社会文化根源、传播途径以及弱势群体的易感性；在艾滋病的后果问题上，一些学者探讨了艾滋病对宏观经济和家庭经济的影响，另一些学者考察了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所遭受的社会歧视；在艾滋病的防治方面，学者们在进行政策倡导的同时，普遍比较重视艾滋病感染者的社会支持、艾滋病防治的文化敏感性以及NGO在艾滋病防治方面的重要作用。实事求是地说，近十年来，他们在艾滋病领域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正是由于这种努力，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才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就以往的艾滋病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学者试图回答以下问题：宏观的政治、经济、文化因素如何影响了艾滋病的起源和传播?艾滋病的传播和流行引发了哪些社会经济问题?我们该如何防治艾滋病?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应该认真面对的问题。上述问题的潜台词是，因为艾滋病给国家和个人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所以，国家要采取各种措施去防控艾滋病，去关怀艾滋病感染者及其家庭。这个逻辑没错，然而，我们仍然要思考，在艾滋病防治过程中，谁是主体?如果我们承认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那么，我们就要进一步思考，作为一种传染性慢性病，艾滋病对于患者和家庭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是怎样看待艾滋病的?他们是通过哪些策略去解决各种问题的(如怎样应对污名和歧视、怎样解决生计困难、怎样适应社会环境)?他们试图去解决各种问题时又受到了哪些因素的制约?在回答上述问题时，我们有可能把“主观感受、(人生)背景和社会结构联系起来”。
　　如果说艾滋病的社会学研究应该进一步考察艾滋病感染者的主体性及其社会适应，那么，艾滋病的人类学研究则应该更加深入地考察高危人群的亚文化。鉴于主体性是人类学行为改变的关键，任何针对高危人群的宣传教育和干预活动，都必须重视他们的亚文化，必须发挥他们的主体性。强制灌输和单靠外力推动的行为干预难以取得良好效果②。2007年1—10月份的统计数据表明，异性性接触已经成为艾滋病的主要传播途径：在已报告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和病人中，异性性传播的比例为37．9％③。在中国，基于异性性传播的高危人群主要是“小姐”(女性商业性工作者)，所以，我们要着重研究这一群体的亚文化。庄孔韶建议从“作为文化的组织”的角度去考察小姐的流动形式，并坚持认为，要想有效地解决艾滋病问题，我们一定要寻找小姐的组织与流动特征，并在此基础上设计有效的文化与应用实践④。在艾滋病防治问题上，他十分赞同Richard Parke的观点：我们应该“从对行为本身的关注转向行为发生的文化情境”⑤。
　　艾滋病的防治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它不只是生物医学的问题，更是与社会文化密切相关的问题。因此，只有同时关注生物的和社会的原因，并同时采取医学的和社会的有力措施，艾滋病才可能被有效地遏制⑥。艾滋病不仅为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对话与交流提供了一个平台，也为社会科学参与公共卫生问题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另一方面，艾滋病造成的“世纪瘟疫”既给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也为包括社会学和人类学在内的社会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机遇⑦。为此，我们希望社会科学的众多分支学科——包括社会学、人类学、法学、心理学、经济学、政治学——都能充分参与艾滋病防治，并借此拓宽社会科学的应用领域，提高社会科学的社会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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